新自由主义者在过去30年里成功地主导了政府政策：市场更加自由化、管制减少、非国有化、政府退出经济领域。面对经济危机的压力，世界各国政府开始掌控金融和工业公司，出台新的管制措施，干预、影响市场结果。
在过去十年里，新自由主义信条遇到了一些抵抗。为什么相对于中国这样政府主导的发展，东欧国家的转型如此杂乱、令人失望？为什么东欧国家新自由主义转型，伴随着不平等和贫困大幅加剧？
新自由主义梦想延续的四分之一世纪，一直由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掌控。但格林斯潘2008年10月23日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埃德蒙·安德鲁采访时，对新自由主义梦想的破灭作出了回应：“那些指望自利的信贷机构去保护股东权益的人，包括我在内，正处在一种震惊之余的怀疑状态中。”埃德蒙援引格林斯潘在众议院关于监管和政府改革的证词。亨利·维克斯曼问道：“你是否察觉到你的意识形态促使你作出了悔不当初的决策？”“是的。”格林斯潘回答，“我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思维缺陷。我不知道问题有多重大、影响会多么持久，但是，我对此很悲伤……现代风险管理范式占据统治地位数十年，但是，所有的智慧成果在去年夏天化为乌有。”
等到当下危机的残砖烂瓦被清理完毕，政府将再一次直接或间接掌控大量的全国性金融、工业公司。那时，政府将面对不可抗拒的前进的诱惑，他们会发现承受着巨大政治压力，要在各个集团认为是国家利益的商业活动上施加影响。一个国家这样做了，会给其他国家增加压力。当美国拯救了汽车业或者银行业，或者保险业，或者航空业，难道法国、德国不会这样做吗？作为政府间国际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对产业布局和结构的干预可能在政治上会一直持续，相互作用的、均衡的产业政策的威慑会减少，这种威慑只会在果真能发挥效果时存在。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可能出现产业政策强势回归，这将削弱美国的相对位置。美国擅长于企业和技术的发明和创新，擅长于创立英特尔、苹果、谷歌这样的公司。但是，日本、德国或者中国为了在新产业领域取得压倒性的领先地位，投入数十亿美元发展光电或风力能源企业来推进创新浪潮，获得规模经济，而在这一领域，美国公司只能依靠资本市场的严格限制，被远远落在后面。长此以往，将会发生什么？
如果幸运的话，在未来20年里，美国每年实际经济增长将在3％左右。增长的四分之一，也就是每年0.75％的增长，将来自劳动方——更多受过良好教育、掌握技能的劳动者。另外四分之一的增长将来自资本方——投资者提供资金购买的厂房、设备。
但经济增长的整整一半，也就是每年1.5％的增长，将来自技术和组织进步——创新。创新的成果不再局限在创新者中，而是在更广的经济范围内溢出。福特公司并没有独享它发明的流水线带来的所有收益——通用、卡特彼勒、西屋和其他许多公司也享受到了。这是政府一向想抓住的机会。政府想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获得创新带来的增长，一些成功了，还有许多失败了。但是，毫无疑问，毕竟有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不是所有的成功案例都出现在东亚。1945年，法国被认为应该有大量的小规模家族企业，这样可以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增长。而具有“指挥高度”的政府所有制和计划指令，将其转变成同德国一样、优于英国的后工业化国家。没有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全国卫生研究所和大学，美国在后工业化经济部门的高科技领域不可能处于现在这样的领先地位。考虑到这些成功的案例，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可能走我们的老路。
新自由主义秩序找到了一条相互的、均衡的放松政府干预的道路。技术和组织进步仍然有巨大的价值，仍然通过经济决策的意外效果来实现，这些决策是为了其他目的而进行的。但如果由市场逻辑主宰，至少游戏是公平的，这种公平是指文化上的舒心，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公平：政治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最小化。但新自由主义政策秩序在经济下行时，不能毫发无损地维持下去。一直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政府将更加努力，最近刚下决心停止干预的政府，无疑又要开始干预。
我认为，这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实在是糟糕至极。这将使世界经济增长放慢，也会使一些事件和争端政治化，而这些事件最好远离政治。但我还没发现可以避免此类不幸前景的方法。当下的金融危机动摇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它曾经是很有用的，但鸡蛋打碎就不可能再复原了。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