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养老保险制度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目前看来比金融市场略低，但长期而言，其受到的影响将更加严重。金融危机的影响，体现在实体经济增长放缓、资产价格下跌，这些都导致养老保险基金价值大幅缩水。经合组织估计，2008年养老保险基金损失高达5万亿美元。
金融危机对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直接影响并不大。由于中国金融业与世界的融合度相对较低，这次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养老保险系统可以对金融危机免疫。最明显的影响是，货币政策宽松和流动性扩张，使得银行存款利率和国债收益率下降，目前已低于2％——作为养老金福利应计比率的参考指标，这也意味着该比率，即养老金增长率降低。短期而言，在通货膨胀较低的条件下，养老金的实际增长率尚有可能保持为正；但长期来看，一旦经济恢复高增长和高通胀，养老金实际增长率就可能不再与通货膨胀同步，而变为负值。
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和失业率上升，也会对养老保险带来影响。对城市职工来说，工资减少会导致缴费减少，失业更会带来缴费中断。而在2008年和2009年，很多农民工回家过年前都提走了他们的个人养老账户，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将他们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的努力。
但金融危机最坏的影响，可能是延缓了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步伐。对当前的危机，我们或许可以持有“等待并观望”的态度，但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已经没有时间再等。
首先，中国政府已经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次，中国的老年人口每年都在以超过3％的速度增加。而且，上一轮经济下滑表明，许多50岁以上的人很难再就业，他们如果提前退休，会成为养老保险的沉重负担。而危机也会使年轻劳动力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延迟缴费，进一步增加后代的负担。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些问题，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相当大的麻烦。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对大局的把握。当前经济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全球经济失衡。中国、石油生产国和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新加坡，都累积了庞大的贸易盈余，而富国特别是美国、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都积累了巨额赤字。
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可以降低东亚高水平的预防性储蓄。它还有助于金融市场发展，拓宽私人部门获取资金的渠道。拉丁美洲的经验也表明，伴随着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在长期中可以大大降低资金成本。
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
大约30年前，世界银行开始推行减轻现收现付制中政府支付责任的政策，转为政府只负担最低限度的贫困救济，同时引入积累式个人账户，将个人收入、缴费金额和退休金互相关联。该制度包括明确的国家补贴和缴费的税收优惠，并鼓励阶段式积累。积累式个人账户制度首先在智利试水，上世纪90年代逐步推广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前苏联国家。到世纪之交，这一模式不仅在转型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连发达国家的决策者也开始采纳这一制度，因为他们逐渐意识到，出生率低、寿命延长和经济增长率下降，会给政府大包大揽的养老计划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金融危机爆发前，人们对个人账户制度就存在批评意见。智利体系的优势在于它脱胎于一个高通胀、高名义利率的环境，在启动初期可以迅速积累基金，并减轻高额管理费用的影响。但在低通胀、低利率的20世纪90年代，这一体系下的积累就慢得多。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或本世纪初的缴费确定型计划，情况则最为糟糕，因为从那时至今，全球已经历了两轮衰退，原始资本及投资收益已损失殆尽。
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第一种选择是做实个人账户。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人们寄希望通过所谓第二代个人账户制度，减轻现存问题。它可以通过自动注册、自动转移等便利措施，增加参保人数，缓解在转换工作时关闭账户的问题；还可以引入生命周期基金模式，在生命早期和中期，允许人们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当其接近退休时，则将大部分资产转成风险较低的安全投资。
但在中国，即使对那些已经做实了个人账户的省份，这个体系也远不具有真正的个人账户特征。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有限。这个基金也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而是分为几个部分，一部分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一部分由省级财政部门管理，还有一部分由地方财政部门管理。但地方财政部门是不愿意将资金转到省一级的。况且，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地方行政部门和当地的银行系统是否有能力支持个人账户模式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社保机构内部有一种文化，即将社保基金当成机构自己的钱，而不是参保者的钱，并有强烈的愿望将其投资于当地经济。所有这些都与真正的个人账户理念相悖。
第二个选择是名义账户制。这是瑞典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基石，波兰和拉脱维亚也采用了这种制度。从表面上看，名义账户制与个人账户制相同，但其账户无需做实，而是以名义簿记为基础，与目前有些省份没有做实的个人账户大体相同。其具体做法是，每个人缴纳其收入的一定比例，记入记账式个人账户，由政府为账户注入名义利息；退休时，则将账户中所有账面积累换算成年金。
名义账户制的基本理念是合理的。它可以避免积累大量资金，从而增加中国已经很高的储蓄率；管理成本低廉，无需建立管理基金的专门机构，来防止资金渗漏和欺诈；历史经验也证明，即使下一代劳动者会更少，但他们会比上一代更加富裕，仍然能够承担这种现收现付制度的成本。
但是，中国采取名义账户制的问题在于，需要保证养老金每年的增长能够维持退休人员较为体面的生活，而这是风险规避型的政府通常不愿意做的事情。目前，政府将养老金增长率与银行利息而不是与养老金收益挂钩，就已表明，政府并不打算根据工资增长支付养老金，也不愿意承诺在长期中挑起其养老金政策所带来的资金负担。因此，名义账户制虽然很有意义，但在此制度下，政府短期的财政考虑（当前的危机就是一例），将总是高于退休人员的长远利益。
第三种选择是，重构目前社会统筹（收益确定型）加个人账户的养老体系，基于个体一生的平均工资，形成一个“有条件指数化”（conditional indexation）的收益确定型模式。“有条件指数化”的基本理念是将保险收益（如养老金水平、丧葬补助）与养老基金的价值相关联。如果养老基金价值下降，则或者不提高收益，或者提高缴费，或者二者皆有；如果基金价值上升，则可以提高待遇水平，同时需谨慎处理，避免锁定在过高的承诺上。“有条件指数化”的收益确定型制度，为退休者与缴费者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风险分担提供了更好的方式。
这一模式的资金从何而来？有三个主要来源。
首先，一些条件比较优越，且累积了大量统筹基金的大城市，由于投资渠道受限，富余资金得不到充分保值，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投资方式。
其次，中国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可考虑将其中的一部分注入到省级或“超级城市”的收益确定型基金中，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存在的养老金隐性负债问题，从长远来看，还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过高的状况。
第三个来源在于，如同中国政府刚刚宣布的那样，政府将大型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注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那么政府也可以对收益确定型的养老基金做出类似的划拨。这将提高养老金筹资水平，并扩大外部股东在国有企业董事会的影响，从而有助于企业朝积极方向发展，即通过改进管理、细化职责，带来真正回报。
收益确定型养老保险制度还有一个优势，即基金在专业化运作中，会寻求新的投资渠道，这可能有助于突破中国当前金融系统的某些局限，为国内盈余资金的循环搭建平台，从而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不是为美国的过度消费做贡献。
作者格雷森·克拉克（Grayson Clarke）为中欧社会保障合作项目基金管理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