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体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其高度的复杂性。即便是像衬衫这样较为低端的产品，也可能综合了西非的棉花、印度尼西亚的石油——用于生产纽扣（中国制造）中的聚酯成分——以及某个意大利人使用美国电脑软件绘制而成的设计图。此外，现代经济体的产品数量也多得惊人：《财富起源》(The Origin of Wealth)作者埃里克•拜因霍克(Eric Beinhocker)估计，在伦敦、东京及纽约等现代经济环境中，可能存在100亿种不同的产品和服务。这虽是个猜想，但不乏理论与事实依据。拜因霍克还估计，在一个传统的采猎社会，这个数字更接近于300。
亚当•斯密(Adam Smith)或许不会对此感到意外，他曾强调，专业化作为国家财富源泉意义重大。专业化与复杂性紧密相关：一个拥有更多专业人士的经济体需要更多的团队合作、以及在个体活动之间进行更多不同形式的互动。
撇开拜因霍克等少数复杂性理论家不谈，多数经济学家在考虑国家致富途径时并没有想到复杂性。不是因为他们不认同这一点，只不过他们倾向于关注那些更易衡量的总量，比如资本及劳动力的总存量。
真要衡量经济的复杂性，会是件棘手的事，但并非不可能办到。专攻网络映射的年轻物理学家塞萨尔•伊达尔戈(César Hidalgo)与发展经济学家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一直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Harvard'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设法解决这一难题，这两人都是该中心的研究员。衡量复杂性的一项显而易见的指标是，在770多个类别的产品目录中，一个国家大量出口的产品有几类。出口之所以是个有意义的指标，是因为你出口一件产品，就意味着有人愿意掏钱购买这件产品。复杂性的另一项衡量指标是，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是否不同寻常（有许多国家出口T恤，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出口飞机零部件）。
伊达尔戈和豪斯曼发现了一个饶有兴趣的规律：那些仅出口少数几类产品的国家，出口的往往是些大路货，而那些出口类别繁多的国家，则同时也是那种其它国家很少生产的专业产品的制造国。
我们可以更具体的探讨这个问题。初看上去，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复杂程度似乎相当，两国均出口104类产品。但马来西亚出口的许多产品与强国日本存在重叠，而巴基斯坦的出口产品与日本鲜有共同之处。总体而言，马来西亚出口的，往往是那些高度复杂且多元化的经济体所出口的部分产品，这一点表明，该国经济的复杂程度要高于巴基斯坦。基于这种方法，通过数学计算可以得出，复杂程度排名前六的经济体分别是：日本、德国、瑞典、英国、芬兰和美国；马拉维、喀麦隆和西萨摩亚名列榜尾。耐人寻味的是，经济体的复杂程度若高出其收入水平，似乎就意味着，该经济体有可能实现井喷式增长并赶超他国；而一个经济体“复杂”或许意味着，它具有可轻松释放出的发展潜力。伊达尔戈表示，韩国就是个例子。
发展经济学家未来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这类问题。在如何促进一个经济体提高其复杂程度并取得生产新产品的能力方面，我们所知甚少。这或许可以说明，在如何让穷国致富这个问题上，我们为何还有太多东西要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