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经济危机爆发前，大多数亚洲决策者和知识分子都认为，在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最在行的是西方。这种信念是合理的。过去的20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西方各经济体的表现远远超过亚洲。只是在亚洲国家接受并实践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之后，它们的经济才开始有了良好表现。
然而，随着危机造成全球衰退，西方几个主要经济体深陷低迷之中，许多亚洲人开始质疑自己对于西方能力的信任。在此需要强调一个重要的区别：亚洲人仍然相信西方经济学理论；他们逐渐丧失的，是对西方经济管理实践的信心。
举例而言，像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这样的智者，居然会相信不需要对衍生品交易员施行任何监管，这令许多亚洲人感到困惑不解。2003年，时任美联储(Fed)主席的格林斯潘表示：“场外衍生品市场规模的大幅扩张，是由于市场发现它们是非常有用的工具。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对它们实施监管？”他的回答是，政府不应该超越常规的银行业监管范畴，因为“这些衍生品交易发生在专业人士之间”。
与这种市场最清楚如何去做的意识形态信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人认为，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其中包括辛勤劳作的传统价值观、节俭储蓄和一个活力十足的私人部门——与之平衡的是，当市场失效时进行明智的政府干预。
强调亚洲的多样性至关重要。印度与中国大不相同，同样，新加坡与越南也很不一样。但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认为，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亚洲的所有政府都会赞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讲话时发表的观点：必须强调有效治理这只“看得见的手”，以此平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亚洲人与西方人看法之间的另一个显著差异是，虽然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意识形态上仍钟情于自由市场，但许多西方民众实际上已对自由贸易心怀戒备。与之相反，亚洲民众对自由贸易的信念正变得越来越坚定。
举例而言，美国国会最近实施的“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完全是执迷不悟。这些条款将会削弱、而非增强美国各行业的竞争力。目前美国一个全新的政治现实是，几乎不可能让国会通过新的自由贸易协议，即使这些协议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与哥伦比亚的自由贸易协议(FTA)将更有利于美国，而不是哥伦比亚，因为它可能会使哥伦比亚的医药行业消亡。但此笔交易似乎已胎死腹中。
相反，亚太地区的新自由贸易协议正急剧增多。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将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与5亿人口的东盟(Asean)签署的一项协议。该协议已经签署并获批，将于明年开始生效。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也正纷纷与东盟签订类似协议。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亚洲地区目前大约有20个跨地区的自由贸易协议，正处于不同的实施阶段，它们明显提高了经济福祉。竞争性自由化浪潮正席卷亚洲，而平民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则在西方盛行。
近来一些针对当前危机对亚洲经济影响的分析，已正确地指出，亚洲对美出口的崩溃，也将意味着亚洲区域内贸易的下降，因为在这些贸易中，大部分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涉及最终以美国为目标的产品。如果这解释了亚洲内部贸易的全部增长，那么，我们应该对未来感到悲观。不过，亚行指出，在1990至2007年之间，东亚和南亚之间总商品贸易的价值增长了8倍，其中每个地区都是出口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并非全部的亚洲内部贸易都取决于美国的需求。
东西方之间共识的脱钩，可能会导致重大变化。比如，我们完全可以设想，通过遵循西方的经济发展理念，亚洲经济体的表现将会在长时间内超越西方——因为西方社会实际上正公然（或私下）违背这些经济发展理念。
同样，尽管许多西方民众对于全球化的戒心越来越强，但几乎还没有迹象表明亚洲社会出现了这种现象。事实上，多数亚洲人都想要更多的全球化，而非更少。诚然，当前阶段的全球化发端于西方，但目前我们可能会见证全球化进程的“亚洲化”。这种看上去自相矛盾的说法，也将是东西方之间共识脱钩的结果。
此所谓风水轮流转。
译者/何黎
马凯硕是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院长，刚出版了一部新著《新亚洲半球：不可阻挡的全球权力东移》(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威廉•威尔德是马萨诸塞州前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