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迈尔森：从长远看，钱还是会流到中国
罗杰·迈尔森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
我一直在尽力探索，在过去的几世纪，西方的经济体系是如何运营的，中国的经济体系又是如何运行的，通过这样一种研究和比较，我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理论来以古见今。
在过去很多年，很多跨国企业觉得在中国投资是很正确的选择，而中国的企业家也觉得中国的从商环境非常好，至少和其他的文明不相上下。建立好的经济体系前提是什么？首先就是要投资，要吸引投资的话，必须让企业家有信心。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投资会被抢劫、会遭遇贪污，那么他们肯定不会来的，他们一定要有信心，法制体系会保护他们。
中国的儒家官员和西方的商业律师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流派，叫做“法家”，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就是如何立法，就是皇帝如何立法让人们来为自己效劳，而不是我们所说的西方商业法的概念，让投资者放心投资，积累资产，然后增加生产效率，中国的“法家”，并不是商业法。
西方人通常需要找律师来、法院来解决交易中的问题，这一点和中国的皇家体系系统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成功要素到底是什么呢？在中世纪的时候，中国有非常成功的商业体系，中国成功的秘诀又是什么呢？
我要做一个比较，我要比较的是非常具体的一个东西，就是英国的普通法和中国的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
英国的普通法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但是它真正的蓬勃发展，成为一个政府管理的法庭，用相对公平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是在亨利二世、1170年的时候。中国的科举也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但成为一个主要的选举官员的方式，大概是在宋朝、也就是公元970年。所以可以说这两个事件有很大的平行度。
当时东西方是比较像的：宋朝以比较和平的方式统一了中国；亨利二世的叔叔“斯蒂文”和他母亲达成协议，让亨利二世成为英国的国王，每个国王都有人来支持他们，要让这些人忠心耿耿的支持就要给他们官位，亨利二世要建立一个法制体系。而在英国当时权利都是来自于土地的，而在中国权利是来自做官。当时宋朝和英国的皇帝都必须要用公平的方式来分权。比如说亨利二世，如果把土地都给了他的亲信，他叔叔的亲信就会来反对他，所以要让两个权利团队之间平衡，就是要平等。在中国也是这样。
可以说，英国的普通法也好、和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好，之后是汇集到所有的群众，但是一开始的目的都是为了公平的分权。所以这就让我想到我们要了解到对物权的保护。
下面我们再来讲一下孔子经济，或者说儒家经济模式。儒家经济模式跟西方不一样，没有商业法。但是它有非常好的一些原则、规则，就是用儒家的行为规范来限制政府官员的行为。所以，让儒家官员对他们的同事、对比他们的年长的人、比他们更大官要有正确的行为方式，这就是儒家经济的核心。
在西方，如果投资有纠纷，我就雇律师，让他在国王法庭里做我的代理人。而在中国，如果有商业纠纷的话，我就去找我的家里人——通过科举考试了，而且已经成为官员的——帮我来解决问题。西方根据国王的法律来解决，但中国是通过儒家官员之间的关系、接触来解决纠纷。
西方那些律师到底是怎样的职业呢？在法庭里，你要让法官做出有利于你的判断，你就去找一个律师，律师其实是帮助你说服法官做出有利于你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东西方的体系是非常像的。
我们觉得所谓的议会民主在西方看上去非常重要。但其实议会本身并不是民主的。在1300年左右建立起的议会，最初并不是真正民主的，而是君主立宪的，代表的不是真正的广大老百姓，而是全国各地、城市里面的官员。有时候国王一开始把地分给最基层的官员，但是这个地可能让上一级官员剥削。让这些基层的官员在议会里面获得一席，主要是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利益的分享。
但是英国各个城市的市政厅不是由国家管理的，某种程度上受城市巨头所影响。他们需要自己的城市能够有很好的名声、声望，让更多企业到那里发展经济。要让自己的地区能够对投资友好、对经济友好，成为欧洲一些城市进行发展的基础。
水为什么往高处流？
在过去整一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得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人的支持，这是人类历史上面从没有见到过的局面，我作为一个芝加哥的经济学者，我欢迎、并且支持中国在过去以来所成功发展的经济历史，通过有效的方式保护人们的信心、保护人们投资的一些努力。
但是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资本流动方式是“水往高处流”，资本资金没有流向需要钱的地方，而是流向一些不需要很多钱的地方，比如说美国。资金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进行流动呢？
有的人，想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投资组合方式存钱，给自己退休以后用。考虑现有企业有风险，所以他们不仅想将钱投入自己平时投资的这个，还要投资一些其他的产业，他们可能根本就不认识这家公司，没有进过这个公司，只不过是投资，跨了一个大洋进行投资，投资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那么，这些公司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证外方投资者的利益，这样钱才能不断流入这些国家的企业呢？
投资机会得到保障，投资回报也就得到了保证。很多国家意识到有必要将自己的、全世界的人将自己的钱投到这个国家的投资机会去。所以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从中国流向美国，而不是大规模反过来的方向，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公司治理。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JP摩根这个公司。JP摩根最早是由一对父子创立，他们是非常有名的资本家。实际上JP摩根创始人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水往低处流，让欧洲的钱流向美国。
19世纪末期，欧洲非常有钱，美国有很多的投资机会。欧洲人为什么相信美国投资机会呢？JP摩根做了一些事情。他们有一批助手——JP摩根的名字现在是一个大银行的名字，那些优秀的助手今天也是美国一些优秀大学里响当当的名字。他们在很多公司里面都有股份。JP摩根给这些公司投资，然后他们会派自己人到这些公司定期的去监督，保证这些公司的运营是符合公司治理规定的，保证这些公司的利润能够及时上缴。
有了这个工作模式之后，他们到欧洲介绍美国公司的治理方式。一旦有机会的时候，一些投资经理会说让我们把钱私分了，不要给其他投资者了，但是JP摩根不这么做。所以他的企业世世代代能够传下去，这样得到了投资人的信任，他们公司保证，不会滥用一家公司、投资者对他的信任，这成为他们传承的原则。
在1907年，JP摩根遭遇了和我们今天一样的金融危机，美国建立美联储之前的最后一次金融危机。当时很多银行倒闭，投资者开始紧张，很多人开始到银行去挤兑。很多人没有对自己的投资情况进行很好的分析，造成整个社会对银行系统的不信任。
这时候，JP摩根分析了每一个不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情况、分析他们不良资产的情况，对每一个银行说，你必须要贡献，如果你不做出自己努力的话，我将不会对社会担保，说你们的银行是值得信任的。
这个时候，一批银行共同建立了一个最后贷款人身份。当时有政客指责他们想建立起这样一个垄断的机构。但是，JP摩根知道，他有很重要的影响力。这一很重要的影响力可以做好事、可以做坏事，也可能会建立起垄断的坏的影响力——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以一个私人的资本家的身份，建立起了一整套银团体系，挽救了银行的信誉。
有一种概念叫做道德风险。如果某一方利用自己的信息不对称进行偷懒，这种偷懒是很难监测、或者是通过监督来阻止。 JP摩根和它的这些员工、同事，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没有人来监督，如果他们想要来欺骗，提供虚假的信息，别人也会相信，但是长远来看生意会受损。
经济运作的规则问题
1995年，伯南克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在美国大萧条期间银行破产所起到的作用。他引用了1933年一位经济学家费雪的理论，对大萧条做出了解释，认为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一，当时美国整个社会负债水平过高；第二个，所谓的通货紧缩即价格下跌，尤其是资产价格的缩水。
很多年以来费雪这些理论被宏观经济学家所批判、摒弃，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价格不会影响总体的财富水平。但是，比方说如果我欠你钱，如果这个资产净值缩水的话，等于债权人的资产在缩水。
从费雪那个年代到1995年期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学家，他们都认为货币供应，政府的财政刺激等等这些是宏观经济学要研究的因素。甚至是在凯恩斯的价格理论当中，要研究的是在各个非个人的市场之间价格的转移。而费雪所研究的通缩理论，以及效率工资理论，都是一些非宏观的因素。伯南克认为，这是考虑货币供应，银行破产应该也是大萧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大家也知道，银行是经济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人们对价格的忽略是银行产生严重问题的原因。我本人是搞博弈理论研究的，这个博弈也是我们经济学当中非常重要的分支。关于经济学运行的规则，我在前可能讲了很多什么古代、宋朝的经济体制，但这里面都有一个规则的问题。
伯南克说，如果经济出现下滑，出现危机的话，负债水平最高的肯定是金融部门、金融机构，比如银行。因为银行的作用就是先是吸收存款，从数以百万计的存款人中收集资金，然后把这些资金再投入到企业当中获得回报。一旦经济发生问题，这些经济当中的金融中介，也就是银行，就破产了。这些人们最信任的银行都消失、破产的话，这个经济就缺少这样一个中介的渠道。
美国央行起到的重要作用，就是监管。美国的监管机构发现，在很多经济部门当的规则都有漏洞，这些漏洞让银行承担了更大的风险，进行风险更高的赌博，有一些赌博失败了，于是负债程度超过了他们的支付能力，就破产了。一旦银行破产，资金链就断裂了，一旦资金链断裂，政府就不得不介入进行干预。当然政府本身也面临各种各样所谓道德风险的挑战。
银行体系当中，银行专业人士，还有一些相关银行的会计师，他们都有一整套的体系来保证，投资来的钱会流入企业界，而不是中饱私囊。但是有声誉的机构破产，投资者如何保证他们的钱安全的投入到企业当中去呢？这样一来，投资的资金肯定就干涸了。
美国的危机是来自于银行的危机、监管的危机，所以我觉得现在第一要务就是关注如何来整修美国的监管体系，让那些好的东西继续下去，去修整一些有问题的地方。
我知道在过去很多年，中国有很多的资金流向了美国，美国从中大大受益，因为大家相信投资美国是一个比较格算的方法。而这个的基础是人们相信美国，相信我们的政治体系、法律体系，相信我们的这些会计、律师，我们的金融法律，我们相关的法律完整性。就是这些专业人士帮助美国赢得了人们对它的信心，而美国又从这种信心中受益。现在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重塑大家对它的信心和信念。但在长远来看，我觉得水还不是应该往上流，而是应该流到“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
因为对中国来说，对外国的投资者来说，大家现在对中国还是很有信心的。
（本文根据罗杰·迈尔森于2009年7月18日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第六届SNAI－ASU企业家高层论坛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