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贷危机开始到随后的经济衰退，人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没有人预见到此次危机的到来”。阿纳托尔•凯勒特斯盖(Anatole Kaletsky)在《泰晤士报》(The Times)描写了“那些未能预见到这场危机严重性的人”——其中包含了“世界上几乎每一位主要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澳大利亚央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行长格兰•斯蒂文斯(Glenn Stevens)说：“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预测到这一系列事件。但它们发生了，而且产生了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确应该反思。
因为事实上，许多人在多年前就预见到了此次危机的到来。但他们被一个既有体系忽略了。正如前美联储(Fed)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去年10月向国会作证时所坦言的那样，他带着“难以置信地错愕”，看着该体系的“整个理论大厦在（2007年）夏季崩塌了”。官方模型没有预见到此次危机，不是像我们常常听到的那样，是因为环境极其异常，而是因为模型的设计。在没有将债务纳入模型的世界里，是不可能就债务通缩型衰退发出警告的。这就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居住的世界。他们迫切需要改变居住地。
我研究了那些预见到危机来临的人所使用的模型（相关内容见于http://mpra.ub.uni-muenchen.de/15892/），其中包括投资简讯作者科特•理查巴彻(Kurt Richebächer)。他在2001年写道，“新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债市和股市泡沫——在可预见的未来（必然）会内爆，使美国经济陷入持久而严重的衰退”；在2006年房地产市场转向时，他又说，“剩下的所有问题都是有关经济衰退的速度、深度和持续时间的问题”。巴德大学利维经济研究所(Levy Economics Institute)的韦恩•戈德利(Wynne Godley)在2006年写道，“房价下跌造成的美国家庭债务水平上升速度略有放缓，很快就会导致2010年前持续的经济增长衰退”。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的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在2006年写道，“债务通缩将使‘实体'经济萎缩，压低实际工资，推动我们负债累累的经济进入日本式的停滞，甚至更糟”。重要的是，这些人及其他分析师不仅预见到了信贷繁荣的结束及其时间，而且意识到了它必然会导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这些逆向思维者的思想核心是，计算经济体中的金融流量（信贷、利率、利润、工资）和存量（债务与财富），以及严格区分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包括房地产业）。在这些“资金流”模型中，金融业创造的流动性会通过放贷的方式流向企业、家庭和政府。这可能会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生产和消费，但也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与债务增加。流动性会以投资或偿债和费用的形式回到金融业。
照此推断，在信贷的利用上存在取舍，因此金融投资可能会挤走生产融资。由此得出的第二个关键结论是，由于经济体中的资产和负债必须平衡，金融资产市场不断扩大的同时，必然会出现债务负担的不断增加。它们还会增加还本付息与金融费用的支付流。资金流模型会对债务负担的可持续性及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消耗进行量化。这使得它们的使用者可以预见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何时会从支持变为抽取，以及何时会触及那个爆发点。
这类计算在美国、英国及经合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官方预测者模型中的缺失，使它们显得颇为引人瞩目。根据主流经济理论，资产负债表变量会自动适应“实体经济”中的变化，因此可以放心地被忽略。这一做法忽视了以下事实：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金融业的成交额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许多倍；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美英的经济增长一直是由金融推动的。
或许是因为这种忽略，经合组织在2007年8月谈到，“当前的经济环境在许多方面都比我们多年来所经历的情况要好……我们的核心预测仍相当良好：美国经济会软着陆，欧洲会出现强劲的可持续复苏。”直到2007年9月，美国官方预测者还在告诉路透社(Reuters)，美国的衰退不是“主要风险”。而利维经济研究所早在当年4月份就曾预测，产出增长将“在目前至2008年的某个时候放缓至几乎为零”。
政府制定者（包括格林斯潘和他的继任者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拒绝将资产负债表和资金流动纳入他们的模型，他们辩称，无法轻易识别泡沫，也无法可靠地预测它们的影响。上述分析师已经证明，这是可行的，而且对于我们下次能否“预测到危机的来临”至关重要。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一样真实。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他们依赖的分析师）忽视资产负债表和资金流动的行为，是在拿自己冒险——也是在拿我们冒险。
译者/董琴
本文作者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经济学与商学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