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个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都升至创纪录水平之际，寻找新的全球经济领袖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仅以官方公布的财政赤字和现金储备来衡量，中国似乎是这一领袖的理想人选。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位高级官员上周六已在北京透露说，在该机构完成内部重组后，中国可能不久就将成为IMF的第二大股东。
但能否成为领袖并不仅仅取决于手里的现金储备。北京要想令人信服地声称自己应该在全球扮演更重要角色，就必须显示出自己了解使现代经济体得以运转的规则以及如何照这些规则行事。而当前的经济低迷却只能显示北京在这方面是多么落伍。中国的市场机制显然落后于亚洲和西方的那些更发达国家。中国政府的某些机构继续公然漠视财产权和财产契约。国家的法规往往会迁就那些有势力的国有实体。
政府漠视财产权和财产契约的最大受害者是国内私营企业家。最近几个月，中国有数百家私人所有和私人承包的煤矿被强制国有化或强制合并。由于北京颁布的几项政令，将自己积攒的钱投入采矿业的国内投资者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类似的例子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国家机关为了减缓不断加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强迫私营企业将自身以国家强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有竞争对手。鉴于现行法律体系以及国家机关都站在国有企业一边，私营企业没有办法反对被国有企业兼并。
外国投资者虽然过去在免受国有部门侵害方面能够受到一些保护，但在本轮经济低迷期间他们也沦为了这方面的受害者。为了减轻国有企业与海外交易对手所签衍生品合约给前者造成的损失，中国的国有企业监管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9月初向香港那些被震惊的银行家们暗示说，由于国资委从未允许某些国有企业签订衍生品合约，因此这些国有企业可能不会履行他们的合约义务。由于不想激怒中国政府，外国银行目前倾向于通过仲裁来解决与中国企业的纠纷，不过他们已经尝到了其中的苦涩。
在一起类似案例中，中国不良资产的外国投资者今年7月被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裁决搞得大惊失色。裁决说，那些曾合法购买了中国不良贷款的外国投资者，如果未获原来承诺会向这些贷款提供担保的保证人同意，且未获当地外汇主管部门批准，就不能获得保证人原来为这些贷款提供的担保品。这一裁决意味着，投资中国不良资产的外国人如果不克服大量的法律和官僚障碍，将很难获得这些担保品。
与上述拒绝履行衍生品交易的事例相比，这项裁决更能显示中国尚未做好担当全球经济领袖的准备。这些外国投资者是被中国政府在本世纪初请来帮其消化1.4万余元(合2,050亿美元)不良贷款的。这些投资者已经帮助中国拯救了数十亿美元不良资产，将其中许多改造成了赚钱的业务。但是，当与政府有良好关系的国有企业重庆谊德实业有限公司(Chongqing Yi De Industrial)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推翻早些时候有利于外国债权人的一项法庭裁决，法官们转而开始反对最高人民法院较早时一项裁决中的部分内容，于今年7月做出了有利于谊德实业的裁决。中国通常会偏向有关系的内部人士的法律体系似乎再一次导致了这种结果。
在所有上述事例中，中国政府本来都可以选择向世界显示，它愿意尊重财产权，愿意公平地履行合同，并且能处理那些违规公司，无论它们有怎样的政治背景。而实际情况却是，为了维持政府预算平衡的表象以及国有企业的盈利，法律法规受到了漠视，有关系的内部人士和具政治影响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再次被告知，他们不需要按合同办事。私营企业家和那些没有关系的人被提醒说，没有政治后台，法律没有意义。
中国决策者需要认识到，并非只要坐拥大量现金就能当上全球经济领袖。从长远看，对财产权可信赖的尊重以及在推动合同履行方面的不偏不倚将能为中国经济吸引到更多全球投资者。在这样一天到来之前，中国经济更能吸引的将是那些有关系的寻租者，这些人专靠政府不按规矩办事而获利。
（编者按：本位作者史宗瀚(Victor Shih)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他撰写了Factions and Finance in China: Elite Conflict and Inflation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