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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与监管者是一对孪生姐妹

  当“社会正义”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收入落差和金融稳定性,往往是人们所关注的话题。

  富有的国家,可以用这么高比例的全球资源吗?或者,投资银行家们,就可以赚这么高的花红吗?

  金融市场那些波动极高的衍生产品,增加了市场恐慌的潜在可能性,是符合社会正义的吗?

  在政治学的理论范畴内,有一种思想认为,可以假设每个人都是经济性的——大部分人会审慎地设定某个风险程度,然后在这个风险的下限,尽可能地进行消费。

  这种思想也假设,有这种最大化理性消费个体组成的经济体,会是一个有系统性机制的经济体。不过,真实的人类,离这么完美的定义,相距很远。

  任何关于“经济学“和“人性”的讨论,都不能仅仅认为人是贪婪,而且是会规避风险的。有的时候,需要认为他们是好奇的,冒险的——有的时候,他们会一跃而进入未知的未来。

  进一步讨论,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每个人都依赖未来。但是对于未来,我们的认知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因为其他人的冒险和尝试,也会影响到你的未来。

  社会正义消弭了各派之间的分歧

  关于收入分配与收入落差,虽然这个主题会让人调动起大量的情感,但是实际上,右派的市场化的经济体与支持社会干预学说的左派经济体,很少有差别。

  关于“市场干预学说”经济体,是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派生出来的。主流的观点是,因为只拿最低收入的工人会从此机制中得益,所以尽管有收入的落差,但是这种落差是可以容忍的。

  市场化的经济体,基于范德理克·冯·海耶克的传统理论,认为最贫穷的人会得益于市场化的机制。而集体经济令人窒息的制度,则不会让他们得益。

  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有差距。

  根据罗尔斯的标准,比尔·盖茨可以支配1000亿美元的资产显然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前提条件是,这个社会中的穷人,都可以从比尔·盖茨的崛起中,获得边际的收益。

  另一种说法,则不认同比尔·盖茨拥有这么多的财富。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微软,更便宜一点的个人电脑,其实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效益。

  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原来是这两种经济学说的一个分水岭,现在已经越来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两种制度间的一种妥协和利益交换。

  举例来说,目前的一个共识是,成功的市场参预者应该支付赋税来帮助最穷的人。

  现在的争论仅在于,什么样的税率才能优化政府的收入?这显然已经无关于“社会正义”,而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

  经济学在“交换”中起到一个中心的角色,作为一个仲裁人,让整个社会取得想要的结果。不过,经济学是否可以演好这种角色,与社会正义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社会干预学说中的“重新分配”主义者,和市场化经济体中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其实只有一个微小的不同:对于一个“经济人”来说,在他创造财富的动力消失之前,可以承受多高的税收。

  我可以肯定地说,政治家们在这场争论中夹带了他们自己的偏见。支持高税收“重新分配主义”自由主义者,相比支持“小政府”的保守主义者,更不愿意用激励制度。

  这两方都认为自己在社会正义的考量上更为优越一点。但是,这些争论并不能让我们把经济学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定义得更清楚一点。

  在“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应用经济学,与理解经济学的社会功用是不一样的。

  在争论收入落差的时候,其实经济学是中立的——无论你的工作是修鞋,还是进行眼科手术。

  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经济学功用的重要性,因为这种机制为大多数人拥有更好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有建设性的指向。好的经济学可以清晰地展示,不同的工作(修鞋/眼科手术)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很多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人会天真的认为,雇主们会付一个“可以让人生存的工资”。

  如果雇主们开薪水开得很大方,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感觉比较好,包括更爱他的社区,更爱他的国家等等。

  但是,经济学上的教义是,即便雇主被迫提升了工资,有一些工人也会出局。有些工人得到了加薪,但是另一些丢掉了工作。从这一点来说,这并不是公平的。

  在极简单的情况下,经济学可以向我们展现我们的每一步举动所引发的相关后果。稍微复杂一点的情况是,我们无法去预测我们的行为与其引发的后果。

  气候暧化和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大力发展生物燃油技术,但是当酒精替代了玉米的种植时,人们却因为玉米的价格高涨饥饿而死。

  在这个时候,政策制定者的责任与职责,才有了“社会正义”上的功用。

  所以,经济学仅仅提供了一个工具。通过完整的检验政策抉择以后产生的全部后果,经济学可以提供一个审慎的建议,防止我们自高自大的以为知道那些其实我们并不能计算出来的东西,然后犯错。坚持“社会正义”的经济学家仅提供一个好的产品,即,经济学分析。

  创新颠覆了经济学

  大多数课本上的经济学定义是“如何分配稀缺资源的一门学问”。这个定义精确,但是相当误导。

  因为这个定义漏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人类总是在创新,试图更好的利用那些稀缺的资源。”

  举例来说,运输在美国19世纪上半叶是一种稀缺资源,但是19世纪的下半叶,当铁路出现的时候,美国的面貌全部改变了。今天的信息科技,就等同于19世纪的铁路。

  创新让稀缺的资源变得丰富起来。

  人类会不断求索更好的,更深远的变化。这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一个基本能力。

  创新对经济学的意义,比仅仅描述“消费欲望”和“厌恶风险”,就要深远多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再靠近一步,来考察社会正义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创新,其实是把人放到经济学的当中来讨论,因为人类是创新者。

  我个人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挑战精神”与“自我发现”,是人类的一个很显著的特性。

  通过揭示个人冒险的行为如何为整个社会创造了福祉,经济学让整个社会接纳了那些“永不止歇的灵魂”。这其实是我们人性中最好的一个部分——那些压抑个人冒险的社会,停滞并死亡了。

  资本主义是唯一的一个经济系统,允许人类实现他们的天性,去创新,发展和冒险。

  因为个人的自由是一件好事,所以基于此上的资本主义也是一个良好的系统。人类有很强的,“永无止歇”的创新能力。

  市场只是一个工具。一个不完美而且容易出错的工具。而这个工具的目的是传递社会福利。市场本身并不是一个值得崇拜的物体。市场经济本身是通过不断试错而取得成功的。

  市场本身不需要经济学家去发明——他本来就在那里。但是市场却需要经济学家去纠正那些经常会发生的“市场失灵”。

  对于经济学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创新者去接受风险,靠自己失败或者成功,而不影响到整个社会。

  有创新者,还得有把关者

  创新也与整个社会制度高度相关。对一个良好运转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只有良好的制度到位时,才能运转。这些社会制度中,不仅包括保护政治自由的制度,也包括金融制度和监管制度,才能让创业者们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本。符合法律和监管制度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用来管理风险。

  创新其实是经济学当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符合基本人性——我们不是“经济人”,而是“创新人”。

  现有的经济学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而只是把各种经济因素当做是一个游戏当中的部件。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人是会去学习,发现,以及创新的。

  如何防范过度创新,如同现在的美国?我们是否能够建立起一个不会崩溃的体系,同时又不影响到创新能力?

  现在,美国的经济学家们正在恢复金融系统,然后让整个金融体系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为商业界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而在此之前,那些美国大银行的董事会和CEO们,连同那些本来应该监管他们的监管者们,都没有能制止住那些有毒资产流向世界。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说明光是有创造力是远远不够的。什么地方有创造力,什么地方就应该有相应的“把关者”——一些有远见和拥有经验的“裁判”。只有当这两者皆有的时候,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可以良好运行,有持久生命力的“创新”。

  自19世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一些重要精神显然是被忽视了——经济学里真正与人性相关的部分。运行良好的资本主义,通过允许人类作为创造者和创新者,实现他们的本性,去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作者埃德蒙德·菲利浦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1世纪经济报道特派美国记者王康译,标题和小标题有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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