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大萧条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不止一个。如果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就会引起困惑。特别是在美国，人们常把大萧条与1929年的股市崩盘混为一谈。对于此类“崩盘”，经济学家有两项简单的宏观经济对策。第一项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上世纪30年代传授的经验：在私人需求“崩盘”之时，有必要增加公共部门需求，或采取积极财政政策。
第二项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等人首先于上世纪60年代得出的教训。在他们看来，大萧条是1929年后美联储(Fed)政策失误的结果。美联储大规模收紧货币政策，是那场衰退如此严重的原因。今后，各央行应在此类情况下致力于提供额外的流动性。
这两条经验教训均得到了相当成功的反复应用，应对2007-08年的动荡只是诸多例子之一。1987年、1998年和2000-01年的股市恐慌，都是靠注入流动性来平息的。2007年后，上述抗危机措施在许多国家得到应用，这一事实也解释了为何此次危机的后果会比原本可能的局面更温和。2007-08年——特别是雷曼(Lehman)倒闭后那段波澜起伏的日子——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它重现了大萧条故事中与1929年迥然不同的一个方面。要应对这一类型的危机，我们需要一套不同的政策辩论。
1931年夏，一系列起源于中欧的银行恐慌，将“金融瘟疫”传播到英国，并继而传播到美国、法国和全世界。在把一场严重衰退（美国在1931年春已开始从衰退中复苏）转变为大萧条的过程中，这场动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要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上世纪30年代是非常困难的，而如今也同样艰难。与1929年式的挑战不同，对于当前的金融困境，我们找不到明显的宏观经济对策。应对之策在于缓慢而痛苦地清理资产负债表，在于设计出一种能迫使银行降低运营风险的激励机制。
应对1931年式的挑战，需要的是微观经济结构调整，而非宏观经济刺激和提供流动性。这一调整不能由聪明绝顶的规划者自上而下强制安排，而是需要众多企业和个人改变行为。改善监管尽管是个不错的主意，但它更适合用于避免未来的危机，而不是应对已经发生的灾难。
雷曼倒闭后的那段日子之所以让人联想到萧条经济学，还有另一个原因：麻烦会在国际经济中迅速传播。如果发生在封闭或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奥地利和德国银行的倒闭本不会把世界从衰退拖入萧条。然而在上世纪20年代后半期，这两国是靠借款来建设经济的，资金的主要来源在美国。与这种依赖相似的是，本世纪最初十年，资金从新兴经济体（大多位于亚洲）流入了美国；以及建立在中国贷款意愿上的显而易见的经济奇迹。1931年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动摇了国际债权人的信心：当时是美国，如今是中国。
就像在大萧条时期一样，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大国和它们的应对政策。如今的“1929年”问题经典对策就是如此。中小国家要实施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或推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会更为困难。在实施财政激进主义方面，希腊和爱尔兰等一些国家已达到或超越自身极限；就像上世纪30年代一样，现阶段也出现了一些国家破产的征兆。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场辩论已面目全非，因为人们担心，美国可能会遭遇类似于希腊的悲剧。这一担心是不切实际的。不过，即使是中小国家的集中违约，也将彻底终结建立开放式国际经济的希望，并拉开金融民族主义时代的序幕。
在刚刚结束的金融全球化时代，在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后的20年间，最具活力和最富有的国家通常是那些开放的小型经济体：新加坡、台湾、智利、新西兰、中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爱尔兰、奥地利和瑞士。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重心已转向巨无霸式的大国集团。人们不由自主地就会将“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视为新的巨头。如果这场危机持续下去，它们将会变身为“巨无霸帝国”(Big Really Imperial Countries)。
本文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历史学和国际事务学教授。本文内容基于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出版的《价值的创造和毁灭》(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