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在研究中国经济的过程中汲取的重要经验分成四个部分，分别关于：经济学理论、提供经济政策建议、中国经济的特征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本文讨论前两个部分，下一篇文章将讨论余下的两个部分。
一、经济学理论适用于中国
关于经济学理论，我发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适用于中国。
这个结论是基于我对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而得到的。研究的问题包括中国城市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的供给与需求，通货膨胀的解释，货币供应量的外生变化对总产出和价格的影响，上海和香港证交所的股票价格的确定，上证指数和纽约的股票指数的共同变动，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的形成。很多研究的结果已经刊登在《第一财经日报》我的专栏中，并且在我的新书《中国经济随笔》中结集。
我也发现，不管是哪种政府组织和法律制度，市场经济都可以起作用。在西方，很多人不明白这点，仅仅由于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和他们不同，就批评中国的市场经济。另外，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源的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国家间或中国的不同省份间，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差异。
我做经济政策咨询的经历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单纯用经济学知识做经济政策建议是不够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学术知识与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之间有一定距离。例如，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聘请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向亚洲的经济体提供建议。危机期间，由于外国投资者撤出了金融资本，这些国家遭受了流动性危机。正确的补救措施应该是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却建议严格紧缩政府支出。这一政策严重地伤害了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这些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这个经济问题的根源。
其次，在认清经济问题和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体改委的官员已经认识到提升市场效率需要放开价格，但是又有必要寻求一种方法，使得价格放开的同时，不会造成经济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当时，中国工人的住房由雇佣他们的工厂提供补贴，工人每月只需为此支付几元钱；国有企业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原材料；汇率也被低估。后来采用的解决办法是实施“价格双轨制”，保留低价格，但供应量有限，与此同时，房价、国有企业所需原材料价格以及由上海外汇交易中心形成的汇率则由市场上能得到的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决定。但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建议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用“休克疗法”，立即放开所有的价格管制。
二、政府政策咨询
在提供经济政策建议方面，我还发现了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1.该项政策必须是可行的，过于理想的经济政策受到经济学家拥护，但不会被采纳；2.接受政策建议的官员应有能力去执行它；3.提建议的时机必须恰当；4.经济学家要保持心态的开放，愿意了解政策实施者的观点和面临的客观条件。实际上，最好是通过相互讨论来做出政策决策。
在上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的经济政策由“五人小组”决定，这个“五人小组”由当时台湾当局的一些经济官员组成。每年夏天都会有一周时间，从周一到周五，从上午9点到中午12点，我作为五名经济顾问之一，和“五人小组”一起坐在圆桌前面对面地开会。五名官员会提出他们的问题，五名经济顾问则返回他们的办公室进行研究并交换各自的意见，然后草拟出一套政策建议。大约6周以后，经济顾问小组和“五人小组”再碰面并讨论通过草案。最后，这套政策建议公开发表在新闻媒体上，告知公众。
同样有效的交流，也发生在我担任国家体改委顾问的时候。1986年1月，在香港我第一次与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等见面。随后，1986年、1987年夏天在北京，1989年3月在香港又再次会面。这些会议通常会持续5个工作日。会议上的讨论坦诚开放，几乎涵盖了经济改革中的所有重要问题，甚至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我和同事们相互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1989年的会议之所以在香港举行，是因为我想邀请当时台湾当局的首席经济顾问蒋硕杰参加。那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控制通货膨胀，在1988年秋季，大陆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5%。而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蒋硕杰曾建议台湾当局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以控制通胀，事实证明这项措施很有效。那次会议议定，将大陆的银行存款利率提高到11%以上，很快大陆的通货膨胀就得到了控制。因为人民把大部分的钱存到了银行，不用来购买物品以致提高物价。
在上一篇文章里我讨论了通过研究中国经济学到的头两部分启示。这篇文章讨论第三和第四部分。
三、关于中国经济的特征
我估计了许多描述中国经济的计量经济学方程，发现它们的参数能显示中国经济的特征，一些重要参数的值甚至在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之前和之后保持不变。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包括一个总消费方程和一个总投资方程。根据持久收入假说，消费方程以一个等于1的系数用上年的消费决定当年消费。根据这个假说，消费与持久收入成正比。因此，上年的消费就是上年持久收入的一个很好的度量，可以用来预测今年的消费。投资方程是以加速原理为基础的。如果资本存量由收入决定，而投资是资本存量的变动，投资就由收入变动决定。因此，在投资方程中，收入滞后项的系数为负，其绝对值和当期收入的系数相等，正如我从1952年至2008年的中国数据中得出的结论一样。
另一个方程用货币供应量M和实际产出Y的比率的变化解释通货膨胀，因为根据货币数量论，价格水平P=v(M/Y)，其中v是收入周转率，通货膨胀是P的变化。还有两个变量也能解释通货膨胀。一个是去年的通货膨胀，因为价格存在惯性。第二个是用上年log(M/Y)解释logP的方程的估计误差。正的误差表明上年价格P超过正常状态，今年就存在回归正常的趋势。因此，这个变量对今年的通货膨胀存在负的效应。我在1985年首先估计了这个方程，当时的中国总理让我做这个工作，他担心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因为1984年流通中货币增长了50%。最近我使用1952年至2009年的数据重新估计了这个方程，发现根据邹检验的结果，这三个自变量的系数在经济改革开始的1978年之前的时期和1979年之后的时期是一样的。
我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个函数把产出的对数解释为资本的对数、劳动力的对数和时间的线性函数。这个研究最初在1993年发表并于2007年进行了更新。资本对数的系数约为0.6，劳动力对数的系数约为0.4。这个弹性系数的估计结果和John Buck（1930）的中国农业经济古典研究给出的中国农业家庭产出的劳动力占比为0.4的估计结果一致，也和Mankiw、Romer和Weil（1992）使用超过40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得出的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的估计结果一致。弹性系数的估计结果在经济改革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变化，但用时间变量的系数度量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1952年至1979年是0，而在1979年之后约为每年2.8%。
四、关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
首先，渐进主义是正确的策略。党的领导层当时并没有改革的蓝图，因为虽然他们通过多年实践发现已有的计划体制行不通，他们还是不知道应该采用哪种市场制度。因此，需要时间进行试验来找到可行的市场制度。
第二个正确的策略是允许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共存并竞争。缓慢的改革过程意味着许多国营机构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低效率。为了加快经济增长，要求有改革的动力并提供支持，因此政策允许非国有部门蓬勃发展，作为增长的引擎。例如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旦得到机会，合适的经济制度就将自然地出现并兴旺发展，在中国就是如此。
第三个策略是支持上一段讨论过的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共存的价格双轨制。国有企业可以像以前一样通过国有分销渠道按低于市场的价格得到原材料，但只能得到固定的量。同时，他们可以从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购得原材料。由于这种固定补贴不影响投入和产出的最优决策，国有企业仍然可以行为最优化。同样的价格双轨制在市场上出现了高价住房时应用于城镇住房，也在出现外汇调剂中心（foreign exchange swap center）使进口商和出口商能按市场价格交易外汇时应用于外汇的供应。
第四，实行了开放政策。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以及出国旅行得到允许，使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这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加速。在此过程中，在国有企业通过和进口产品及外资企业的竞争提高效率的同时，中国也改善了自己的管理技能和技术。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出口顺差，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截至2010年3月，接近2.4万亿美元。作为外向型经济体，中国也开始了海外投资。从按购买力平价方法度量的总体产出看，中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经济自由化进程是渐进的、谨慎的。在外贸方面，汇率还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外国投资受到管制，银行和金融部门也有同样的情况。金融市场上的衍生产品在逐步引入，消费者正在一步一步学习使用信用卡。所有这些缓慢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放缓中保护了中国，并使中国在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研究中国经济可以使一个人成为更好的经济学家，甚至可能有利于完善世界的经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