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刺激未能让美国和欧洲实现可持续复苏后，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美国，消费者已紧缩支出，同时新屋开工数大幅下降。美国很可能会陷入双底衰退。由于市场压力巨大，欧洲正在实施财政紧缩。人们需要找到一种实现复苏的新办法。
当前这场关于紧缩和刺激的辩论，其显著特点是缺乏对投资的关注。消费者不会提供复苏动力——经过十年的过度支出后，他们也不应该提供这一动力。相反，美国和欧洲应该利用最近储蓄率的纠正性上升，来推动实物和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作为恢复持续增长的正确办法。
尽管2008年后美国明显有必要提高国民储蓄率，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却试图延续消费狂潮——他向荷包业已干瘪的消费者大力推销住房和汽车，同时不顾预算赤字不可持续实施减税举措。这种政策是超级短视的，是受美国两年一次的国会选举驱动的。它现在已经执行不下去，因为美国消费者比政治家看得更长远。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对推动投资有些漫不经心。在医疗、能源、气候变化和长期财政政策等标志性领域，奥巴马令人意外地不能清楚阐述出一种即可操作又高瞻远瞩的政策框架。在中国建造数百英里地铁线、数万英里高速公路、数十座核电站、以及数万英里高速城际铁路线时，美国却连一个重大项目也启动不了。中国在储蓄和投资；而美国在空谈、消费、借款和更多地空谈。
有人在这种背景下认为，为避免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重演，美国唯一的选择是加大财政刺激力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美国在1.5万亿美元预算赤字以外进一步加大短期减税或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是不太可能有效提升需求的，反而会极大加剧人们对未来财政紧缩的不安。美国家庭不为这种做法所动，许多人将这种额外的转移支付视为临时性的意外收入——它们最好被用于还债，而非增加支出。
另一方面，企业因缺乏方向而陷入困境。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政府事务主管最近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当企业试图规划明年的税负、或揣测信贷可获得性或投资环境时，他们根本不知道明年的形势将是怎样。不确定性是真正的杀手。”美国商会这番话不仅仅是在游说。
一项适当的美国投资复苏计划分为五部分。首先要大幅增加在清洁能源和国家电网升级上的投资。随着今后十年清洁能源产能投入运转，这些投资应通过逐步提高碳排放税、并以这项税金为清洁能源提供有保证的价格补贴来实现。另一种名为“限量及交易”(cap-and-trade)的机制繁琐而无必要，且在政治上难以通过。
其次是实施为期十年的基础设施改造计划，再加上由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和私人资本共同出资的项目，例如高速城际铁路，水和废品处理设施，以及高速公路升级。此类项目非常复杂，需要政府在土地管理、项目设计、公私合作、部分补贴或信贷担保方面起领导作用。有些新措施可能会带来帮助，比如国家基础设施银行——设立国家基础设施银行的计划去年备受支持，但后来莫名其妙地被打入冷宫。
第三部分是加大在中学、职校和大学层面的教育支出，承认如下现实，即数千万美国工人缺乏以自己所期望的薪资实现充分就业所需的高级技能。失业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工作技能方面的结构性危机。它正在冲击年轻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处在读书的年龄）和没有文凭、较为年长的工人。
第四部分是推动向非洲和其它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出口。中国在推动此类出口方面要比美国和欧洲做的出色得多。这种做法的成本不高——基本上只需信贷担保——但在增加出口、支持非洲发展和增进地缘政治善意及稳定方面收益巨大。
第五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应该是，制定一个能够在五年内将联邦预算赤字可靠削减至可持续水平的中期财政框架。将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削减2%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这意味着要结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占领，并砍掉不必要的武器系统。其它措施应该包括逐步取消对高端医疗保险的税收补贴、对华尔街银行利润和奖金征税、提高高端边际税率、并（如果有必要的话）开征税率不高的增值税。公共投资成本可以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融资：公共收费，逐步提高碳排放税，以及为基础设施出口提供融资的国际贷款的还款。
奥巴马政府和反对党共和党都不负责任地追逐短期利益，缺乏远见卓识。它们都将危险地延长预算赤字——前者是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减税，后者则是通过实施更大规模、更加不可持续的减税政策。这些都不是美国需要的办法，中国的办法要更好一些：认真关注可持续能源、尖端基础设施、提高劳动力技能以及通过基础设施出口促进国际发展，从而为未来投资。
本文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