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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翰:中国与印度的痛处

  美国总统奥巴马前脚刚走,中国总理温家宝随后展开印度之行,而此举也再度为媒体炒作中印两国在全球经济中日渐增长的影响力提供了良机。而这两大经济体的缺陷也必将再次被掩盖在光环之下。

  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相对停滞后,这两个合共拥有全球2/5人口的国家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快速的收入增长。中国的制造业和印度的服务业(特别是软件制造和业务流程外包等)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他们对全球企业的收购行为也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不过,近来关于这两大经济体铺天盖地的反复报道似乎已经令一些站不住脚的表象变成了人们的常识,结果两国内部的真实情况反倒被忽视了。

  比如说,从产品附加值(即扣除了原料和组分成本之后的产品价值)的角度来看,与普遍印象相反,中国并不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中国对全球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贡献只有15%,而美国却有24%,欧盟也有20%。

  与此类似,尽管印度的信息技术服务业闻名世界,但该行业的就业人数仅占印度总劳动力的0.5%。因此,仅靠这一部门还不能令印度的经济成功转型。

  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普遍被认为是出口拉动的,但殊不知国内投资也是主要动力之一。即便是在2002-2007年那段国际贸易大肆扩张的鼎盛时期,出口(从附加值角度看)对GDP增长的贡献仅为1/4多一点,反倒是国内投资的贡献更大。

  而且,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在过去30年里,中国国内贫困人口数量的急速下降并不是由于融入了全球经济,而是由诸如农业部门(大量的贫困人口都处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等国内因素所导致的。而这些因素的出现则主要归结于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早期对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耕地平均分配的改革。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扩张无疑让许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不过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出口为主的印度却没有那么幸运了。毫无疑问,经济改革使印度的企业部门生机勃勃,更具竞争力,但(无论是公共的或私人的)企业部门仅仅是印度经济的一小部分。事实上,92%的劳动力都在非正式部门就业。

  印度的贫困状况的确有了明显下降,但还没达到大规模下降的程度。从贫困的非收入指标来看——比如说,儿童死亡率,营养不良以及辍学等等——印度的表现就非常差(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撒哈拉以南非洲还要糟糕)。

  在财经媒体眼中,即便中印两国在私有化,财产权,放松管制以及萦绕不去的官僚僵化等问题上都偏离了正统的经济理论,但这些都未能妨碍它们成为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的典范。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权威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中国和印度都应被归为“较不自由”的一类。2008年,在157个国家中,中国和印度分别排在126和115位。

  虽然这两个国家早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抑制了它们的创新能力和企业发展,但我们也不应抹杀了那段时期的积极一面。比如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给教育和医疗卫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农村电气化,构建了由平均地权支撑的社会安全网络,下放给地方发展经济的权力,以及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工作,因此也为后来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而政府在科技发展中担任主要角色的累积效应则是这两国的另一个主要社会主义遗产。

  不过,在印度国,私企是最具活力的经济部门,反过来,在中国,国企较私企更为成功。即便如联想和华为这样闻名海外的中国私有企业,其产权结构也是错综复杂,而国家控制权与私人控制权之间的界限则模糊不清。最近,中国私人汽车制造商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的事街知巷闻,但这笔收购的款项绝大部分由地方市政府筹集的事实却鲜为人知。

  在中国,许多国企都由有政治势力的家族把持着。事实上,有证据证明中国绝大多数百万富翁都是中共高官的亲戚。所幸中国的家庭和国企创造了庞大的储蓄,才使中国经济得以承受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资源巨大浪费和扭曲配置。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这种制度的存续是不可想象的。温总理早在他8月份那次备受海外关注却被中国国内媒体封杀的讲话中充分阐述了这一点。如今,全球媒体也是时候对中国和印度崛起中的特征进行研究,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将其归因于市场改革的成功。

  普莱纳伯•巴德翰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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