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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格夫:不平等是全球发展最大未知数

  达沃斯——

  北非闹剧正在发酵,许多阿拉伯世界之外的观察者不无得意地对自己说,这都是腐败和政治压迫闹的。然而,失业高企、触目惊心的不平等,以及一飞冲天的基础商品价格也都是重要因素。因此,观察者们除了研究北非还有多少类似的动荡还在酝酿之外,不妨扪心自问,自己国家能做点什么改变与北非地区相似(虽然没有那么极端)的经济现状。

  许多国家在收入、财富和机会方面的不平等都要显著高于上个世纪。遍览欧洲、亚洲和美洲,对效率的不懈追求使得公司不断产生着巨额利润,手握着大把现金。但由于失业高企、工时缩短和工资增长停滞,工人所分得的蛋糕却在不断缩水。

  有意思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却在下降,这是因为新兴市场保持了强劲经济增长的缘故。但大多数人更关心自己是否比邻居做得更好,而不是是否比千里之外的外国人做得更好。

  大多数富人做得不错。全球股市正在重振雄风。许多国家的住房和商业地产恢复了强劲增长。商品价格复苏给矿山和油田的所有者带来了巨额收入,尽管基础作物价格飙升正在发展中世界中引发食品动荡(如果不是大规模革命的话)。因特网和金融部门又开始出产新的百万甚至亿万富翁。

  然而低技能工人却在继续遭受失业折磨。比如,在财政状况疲软的西班牙,当前失业率超过了20%。与此同时,政府为了对付危险的债务情况,不得不采取新的紧缩措施,这对失业人群来说可不是好消息。

  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公债水平正处于历史高位,这导致绝大多数政府缺少进一步推动收入再分配从而改变不平等的现状的政策空间。一些国家,比如巴西,政府向富人征税补贴穷人的转移支付是如此之高,以至于要想更进一步就有可能危及财政稳定和反通胀信誉了。

  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不平等问题同样严重,也拥有较大的收入再分配空间。但中俄领导人不愿意采取大手笔措施,担忧这样做会影响经济增长。而德国不仅要担心经不起折腾的本国公民,还要为南欧邻居们张罗救援。

  国内不平等增加的原因早已被研究得相当透彻,我在这里就不再浪费笔墨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尖端人才来说机会无穷,但普通打工者的收入却受到了压制。而各国也需要相互竞争高技能人才和高利润产业,这使得政府向富人课重税的能力受到了束缚。富人的孩子可以享受私人教育和课后小灶,而穷人的孩子甚至连学校都进不起,这进一步阻碍了社会流动。

  19世纪,卡尔•马克思英明地观察到当时的不平等趋势,预测资本主义的政治生命不可能无限地维持下去。最终,工人会奋起推翻现有体制。

  如今,除了古巴、朝鲜和少数左翼大学,已经没人把马克思的话当回事儿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并没有如他预言般轰然倒塌,反而在不断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倒是推行与资本主义迥异体制的尝试大多命不长久。

  但是,如今,不平等再一次达到了100年前的水平,资本主义似乎又走到了危机端口。社会动荡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爆发。上一次发达国家的城市骚乱和大规模游行示威最终催化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屈指算来距今也不过40来年。

  没错,埃及和突尼斯所面临的问题比其他大多数国家要严重得多。腐败和没能推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是最要命的缺陷。然而认为严重的不平等只要发生在创新和经济增长时期就没什么大不了也是大错特错的。

  那么,变革会如何展开呢?新的社会契约又将会是怎样一副模样?这很难预测,但在大多数国家,变革过程会是和平而民主的。

  显而易见,不平等并非只是长期问题。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忧虑已经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受约束——这些国家正在设法从金融危机时期的巨型刺激政策中脱身。

  更重要的是,一国是否能在面临严重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动荡时游刃有余,很可能决定了该国在下一轮全球化中成为赢家还是输家。不平等不仅是北非、亦将是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最大未知数。

  肯尼斯•罗格夫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前IMF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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