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最糟糕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新兴市场的持续高增长，有赖于一直吸纳其大部分出口的发达经济体不再低迷。缓慢增长可以控制，负增长则不能。
因此，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发达国家低迷的风险及其恢复政策的超溢效应是主要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中，增长和就业前景开始大幅分化，危及社会凝聚力和经济开放性。
这一情况主要由可预见的危机后经济动能导致，因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和家庭都开始修复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这也是不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反应。实际上，对G20集团的经济政策进行协调的努力，没能达到2010年期望的水平。那么，一组协调的全球经济政策会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要包括帮欧洲和美国恢复财政平衡的可靠方案。在欧洲，这意味着要为重新资本化的国家分担负担，这些国家的赤字和债务已经隔绝了市场或有极高的借贷成本。重组会伤及欧元，而困难国家的财政整顿虽然必要，但并不能充分解决问题。这使得欧洲较强势的国家要承担剩余负债，特别是德国。更大程度的财政集中和政治统一似乎无可避免，但需要时间摸索徘徊，才能最终达到这一结果。
在美国，主要的挑战是恢复财政平衡，而不危及恢复和未来增长。由于右翼人士担心左翼会利用财政刺激作为永久性增大政府的途径，而这一途径是右翼所不愿看到的，恢复平衡变得复杂化。
第二是美国从量化宽松中撤手。量化宽松使得新兴经济体面临大量资本的冲击、商品价格上涨、通胀以及资产泡沫。美国经济的脆弱部门可能需要介入，然而一旦失手就会导致再次低迷。但这种介入比第二轮量化宽松更有针对性。美国不愿针对脆弱的领域行动，让人感觉第二轮量化宽松的真正目的是在弱化美元。
抛开这个不说，第二轮量化宽松能否产生较多增长，如何做到，目前仍不清楚。支持者称，这是所能使用的主要政策工具，它通过增加信贷或降低贴现率来运作以提高资产价格，继而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提高消费。但我们真的想看到杠杆再次翘到美国的耳朵这么高吗？大概不会。
在资产负债表方面，就算长期利率的暂时下降推高资产价值，但负债累累，就业前景不明的家庭也不太可能马上开始消费。
第三，长期顺差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需摆脱顺差。必要的政策因国家而异，且需要结构转型。
就中国而言，“十二五”规划的一个核心部分是将收入向家庭部门转移，家庭部门储蓄率较高，但仍低于企业的比率。如此可利用家庭储蓄来资助企业和政府投资，而不是资助美国政府。这一结构转型，与人民币相对美元的不断升值的实际有效汇率相结合，由于出口部门的通胀和快速增加的工资，将有希望降低中国的顺差。
第四是关于只要美国有大量经常项目赤字，世界经济就会永远失衡这一事实的。随着危机后国内消费和储蓄的重置，美国的总需求仍会低迷。长期看来，这一差值将由更高的国外需求和更多的出口潜力所弥补。
美国的贸易部门在增长。其主要子部门有高度竞争力且持续增长，但不足以弥补差值。进口可能下降，就像危机时那样，但那是因为需求的下降，而非因为需求转向了国内生产者。贸易部门只占美国经济的30%，其就业增长微乎其微。如果非贸易部门（主要是政府和医疗保障）就业增长出现问题，就要靠贸易部门支撑大局了，但它没有这个能力。如果出口大量增长，贸易部门的规模必须扩大。
第五，主要的储备持有者必须同意以维持全球金融稳定，防止过度动荡的汇率和资本流动为目标，来部署这些储备。欧元区周期性地出现危机，人们对美国维持美元强势的承诺仍有不信任，现在亚洲和海湾地区的主要储备持有者必须充当稳定形势的平衡力量。
这些项目都不易行，但若一起执行，会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恢复稳定性和全球经济的共同增长，继而支撑其持续的开放性。为避免不良后果和政策意外，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任重而道远。
迈克尔•斯宾塞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