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城市化水平同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一般说来，城市化水平越高，则表明该国发展程度越高。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力大致有两种：一种源于农业部门的推力，如农业产出及生产率，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和农村过剩劳动力数量，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收入差别。另一种是来自城市的拉力，主要由城市各部门的就业机会，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收入的差别所决定。但这种推与拉的作用力会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制度上的因素而受到阻碍。例如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城乡差别，特别是由于制度因素所造成的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中国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改革初期的城市化率（约19%）尚低于中国唐朝（公元745年）和南宋时代（公元1200年左右），分别为20.8%和22%)。另从国际比较来看，日本早在的20世纪20年代末，韩国在1950年，美国则在1860年就达到了这一城市化水平。
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无法被转移出来而聚集成了一股巨大的能量，有待于在条件成熟时被施放出来，形成城市化进程的强大推力。这一巨大能量由于下列因素而被迅速地施放出来，从而形成了中国近年来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首先，农村改革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增加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要求，从而形成了城市化进程的巨大推力。其次，城市部门的改革与经济的对外开放，创造出大量的工业与服务部门的就业机会和对劳动力的需求，因而又形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拉力。再次，业已存在而且在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别促使大量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最后，价格改革与市场体制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确立与完善，户籍制度的改革，社保体制的建立与农民工待遇的不断改善，都对城市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45%的水平。这一水平同日本50年代，韩国70年代以及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相当。这一水平虽然还略低于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约47%）， 但就其速度与规模来说， 则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上千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城市化进程也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外贸易的扩大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首先是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资源转移’效应，即一国在不增加劳动力总量的条件下，仅仅由于制度或政策因素使劳动力或其它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即可导致该国总产量的增加以及人均收入的提高。这种效应正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迅速提高以及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矫正中国经济中所存在的严重的‘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自发的过程。数千万农民工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政府补贴特别是在教育与培训方面的补贴的条件下，冲破种种政策限制，进入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并通过参与贸易品的生产而融入了国际市场。这么大规模的，通过‘非正式’渠道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并由此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在整个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
其次，城市化进程通过使其整体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而有利地推动了商品与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进一步市场化以及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进程，使中国的内在的‘比较优势’（即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后来的资本上的优势）以一种动态化的形式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使中国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一跃而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再次，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高了农业生产中人均耕地面积，从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同农业生产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积极互动关系。此外，城市化进程有力地推动了城市部门以及政策与体制上的改革。绝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受雇于非国有部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经济的动态发展；各级政府都在针对那些阻碍或不适应城市化进程的政策与规定如户籍制度和农民工管理与社保体制进行改革。还有，城市化进程导致城市人口密度上升，而人口密度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部门与行业之间分工的加深与市场的深化，人们的需求包括对文化产品需求方式的改变和社会多元化，改变着城市的功能和社会组织的形式。
城市化进程还通过其对内需的影响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由于城市化与人均收入之间所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城市化的上升一定会在整体上有助于内需的扩大。但是，进城的农民工在其城市市民待遇（如户籍，就业，医疗，住房，社保，子女人学等）彻底解决之前，由于面临众多的不确定因素，他们在其储蓄倾向，商品的消费数量，自己和家属的消费方式与消费行为上都会有别于城市居民。例如，从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上看，农民工群体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其弹性值还不及城市居民弹性值的一半），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农民工的购买力受到了某种束缚，农民工不愿意将自己挣得的钱投入消费与购买。城市农民工有一部分现实购买力，但由于城乡壁垒导致农民工难以市民化，这妨碍了其消费能力的充分释放。比如，在城市居无定所，就不太可能购买电视、冰箱等大宗消费品。考虑到业已很大的农民工及家属的数量，这种在农民工进城以后同一般城市居民在储蓄和消费行为上的差别便会抑制整体消费需求的扩大。因此，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会迅速提高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这对中国正在实施的向内需型增长模式的转变意义重大。
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影响，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市民化为带来其消费行为的变化，从而增加国内需求，对外需产生替代作用。比如，如果农民工能够落户城市，像城市居民那样也大量消费家电，则家电业就不再需要过于依赖出口。二是农民工市民化后需求增加，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三是为了使农民工市民化，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来提供公共服务，这种投入增加会推动经济增长。比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廉租房、城市基础设施，等等。四是会增加有效供给并促进中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如果农民工能够市民化且可以自由进入各种行业，则城市短缺的服务业就可以更快地发展。这种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的供给，会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五是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农民工难以市民化，不仅影响其消费意愿，而且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进一步转移，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伴随着农民工市民化，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将大大加快，这也会带来农村经济的飞跃。
农民的自由流动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难点在于农民工如何市民化。农民工之所以难以市民化，根本原因在于同户口相连的一套福利体系，农民工市民化意味着迁入地需要增加大量的财政支出。这里面既有当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能力较弱的问题，也有公共服务由谁来提供的问题。加大政府公共服务的投入并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会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比如，如果一省之内所有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由省级统筹，则农民由农村迁往省内各地就均不会额外增加迁入地的公共支出负担，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就会大大降低。因此，逐步建立全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保证。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本身还应包括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与培训，使他们由从事简单的向更为复杂的劳动分工转变。这种转变对于一个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的国家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中国正在面临向刘易斯人口拐点过渡的挑战。届时，劳动力会出现短缺，劳动工资与劳动力成本将会大幅度上升，经济结构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经济增长的源泉也会由从简单的要素投入的贡献向生产率提高的决定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全社会范围内人力资本的增加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按照目前城市化的增长速度，中国有可能在2020至2025年期间使其城市化率达到60%，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在60年代，韩国在80年代中期便达到了这一城市化率。但是有所不同的仍然是中国城市化的规模，按照这一构想，考虑到未来人口的增长，到那时的城市化进程将使中国的总城市人口接近9亿。也就是说，15年后的中国城市人口总数相当于2008年整个欧盟再加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人口的总和。为了容纳并吸收这么大数量的已有的和新增的城市人口，中国城市的数量与规模都需要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大量的中小城市以及城镇将在吸纳新增城市人口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尚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很多属于改革尚未到位或改革措施效果滞后所产生或出现的问题。解决并分析阐述这些问题对实施下一步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以便充分发挥出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这些问题包括，如何进一步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从而使城乡与地区间劳动力市场趋于一体化以及农民工市民化，减少乃至最终弥合城乡之间在收入上的差别。在城市化管理上，如何考虑到城市化不足与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如何在动态中处理和掌握最佳城市化规模，例如，把握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城市部门就业机会的增长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以防止出现城市失业率的大幅上升以及城市部门内收入分配差剧的扩大。如何把节能与生态环保纳入城市管理的理念和实践之中，以便在城市化进程中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发展与资源（包括能源与水资源），生态与环境（空气质量，污水和垃圾处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进一步促进城市化的同时，如何解决农业部门的长期的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例如如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包括农村的社保改革，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包括农田水利及其他基础设施的维护与建设），改革农村土地管理体制从而使农民的切身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加强并促进农村产品及要素市场以及金融与信用发展，应对农村人口结构及老龄化问题等。
达到较高城市化的中国经济将会逐渐呈现出‘后工业化’时代的特点，城市经济与社会综合发展的重要性更显突出。为完成这一过渡，中国需要仔细考察与借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其城市发展与管理上的经验与教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需要把未来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工业，服务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城市化规模与城市集中度以及产业布局的关系，教育，技术进步，创新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发展，增长与资源及环境的关系，以及国内市场化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相互作用等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
（注：此文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提供，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发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学会、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学院以及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智库型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重要课题，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战略性、可行性、及时性的建议和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