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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金融机构卷起铺盖回家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每隔一段时间,全球决策者就会拍手相庆,认为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失误。在大萧条经济史专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领导下,他们牢记凯恩斯思想,放松货币和财政政策以避免最坏情形发生。我们至今仍在收拾预算烂摊子,特别是在欧洲。但是,2008年确实没有成为世界末日。

  货币紧缩并非20世纪30年代唯一的重大政策失误;除此之外还有保护主义复燃——以30年代伊始实行的斯穆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法案为典型代表。经济史家仍然在为斯穆特-霍利法案本身的集中性争辩不休,但随之而来的关税战破坏了贸易和经济增长,让形势雪上加霜。

  如今,政客们还喜欢说,他们避免了保护主义错误,但果真是这样吗?毫无疑问,我认为短期内绝不会发生关税战,但放眼未来,可以看到不少危险的贸易信号。

  全球自由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已经告废,世界贸易组织现在还在寄希望于日内瓦会议,但心怀惴惴焉。也许多哈回合照目前的形势看不可能获得什么成果,但如果没有后续世界贸易对话跟上——至少也得有个可用的安全阀——则将出现新的风险。人们口头上还在谈判,但要指望能有多大实际动作已经不太现实。

  在金融方面,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各国各自为政实施监管和货币政策的时代要卷土重来了。危机挑战了华盛顿共识——世界正在逐步走向资本自由流动和市场决定的汇率。

  不少国家——包括巴西、韩国和土耳其——已经实施了多种资本管制。就连华盛顿共识的长期实践者IMF也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资本管制是合理的资本流管理工具之一”。美国国会认定中国是货币操纵国的典型例子,但瑞士也对瑞郎的波动上限有着严格控制。

  金融市场的这些反全球化早期迹象也可以在商业银行中找到,这群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中已有一些开始迅速收缩。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一直是全球化急先锋;事实上,如今,只要你坐飞机,就一定会看到后者“全世界的本地银行”的广告语。但这两家银行正在关掉多个国家的业务。

  与此类似,许多其他欧洲银行也在大力削减海外业务。贸易金融首当其冲——在这方面,欧洲银行一直是亚洲业务的主要参与者。如今它们正在快速从亚洲市场撤出,导致亚洲银行疲于奔命,寻找填补它们留下的要命空白的办法。

  到这里还不算完。急于筹集新资本的欧洲银行和保险公司可能将被迫出售海外资产。

  如果这仅仅表明欧洲银行转向更专注的可靠长期战略的新动向,那么倒是可以被视为良性发展。但有迹象表明,之所以如此是受监管变化推动,其中不乏监管保护主义。

  银行要受到注册地“母国”监管者的监督,也要受到一系列业务所在地“东道国”监管者的监督。“母国”监管者和最后贷款人越来越担心它们海外业务的潜在风险损失敞口。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犀利地指出,“银行生在全球,死在祖国。”换句话说,一旦出了篓子,还要靠母国当局去收拾残局。

  东道国监管者则对那些通过母公司分支在其辖区内开展业务,但没有本地资本或本地董事会的银行越来越忌惮。因此它们坚持要求子公司化。从银行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资本会被困在子公司,而无法在整个网络实现最优配置。因此银行可能宁可选择退出。

  欧盟就在上演这个桥段。作为单一市场,银行可以随处吸收存款而不需要获得地方批准,只要它们获得了其中一个欧洲国家的授权。但在冰岛银行纷纷倒闭后,英国和荷兰当局不得不出手拯救本地存款人。如今,监管者已开始抑制此类跨国业务,这导致了一个难听的新名词——“去欧元化”。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不会成为一种时尚。

  监管者已经意识到金融反全球化之势加速的风险,开始寻找更好的应对全球银行巨头倒闭的良策。如果银行在出问题时可以轻松解决,损失可以公平地分担,那么监管者可以更爽快地允许它们继续在全球开展高效经营。因此,建立跨国解决方案框架的重大努力正在进行中。但这项工作相当繁重,美联储官员塔鲁罗(Daniel Tarullo)承认,“清晰完整的解决方案还没有成型。”

  所有这些都会成为全球化好处的严重威胁吗?谨慎的回答是现在还不好说。也许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卫兵交接仪式,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的全球地位由中国工商银行、巴西伊塔乌联合银行(Itau Unibanco)、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取而代之。

  但也许我们正在目睹激进凯恩斯主义卷土重来:“思想、知识、科学……理应天然是国际的。但商品应该本地的,存在于合理和便利的地方,而金融,那应该是国家的。”

  霍华德•戴维斯是前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英格兰银行副行长,伦敦经济学院校长,现为巴黎政治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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