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欧元危机的主要原因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成员国将印钱的权利交给了欧洲央行。它们没有弄清楚把印钞大权上交意味着什么——欧洲当局也没有。
引入欧元后，监管者允许银行买入不限量的政府债券，而不需要为此拔备任何权益资本，欧洲央行给予所有欧元区政府债券完全相同的贴现条件。商业银行发现，囤积疲软国债券以赚取额外几个基点是有利可图的，这导致了整个欧元区利率的趋同。在与重新统一所带来的负担作斗争的过程中，德国采取了结构性改革，提高了竞争力。其他国家享受着廉价信用带来的房地产和消费繁荣，这让它们失去了竞争力。
接着，2008年大崩溃爆发了。政府不得不出手援助银行。一些国家发现自己陷入了发展中国家的境地：负债累累，且债务货币不为自己所控制。欧洲分裂为债权国和债务国两大阵营，此乃经济绩效差异的具体表现。
当金融市场发现被认为是无风险的政府债券可能出现被迫违约的可能时，风险溢价出现了显著提高。这让技术上破产的商业银行无所遁形——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满是可能违约的债券——从而造成了欧洲主权债务和银行的孪生危机。
如今，欧元区正在复制全球金融体系1982年和1997年应对此类危机之道。在前两次危机中，国际当局以外围国家为壑保护了核心国家，而如今，德国在不经意间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细节上有些差别，但思想是一致的：债权国正在把所有调整负担甩给债务国，而“核心国”撇清了自己在失衡问题上的所有责任。有趣的是，“核心”和“外围”两词几乎是悄然无声地走入了人们的视野。不过，在欧元危机中，核心国的责任要比1982年和1997年更大：核心国设计了一个有缺陷的货币体系，又没能纠正其中的缺陷。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如今，欧洲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
危机肇始时，人们还没想到欧元有可能会崩溃：以共同货币计价的资产和债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欧元的崩溃会造成不可控制的大灾难。但是，随着危机的展开，金融系统一复一日地朝着各国各自为政的防线演进着。这一趋势在最近几个月中得到了加强。欧洲央行的长期再融资操作使得西班牙和意大利银行得以购买本国债券、赚取丰厚的利差。与此同时，银行出现了减磅外国资产的偏好，风险管理者试图用国内资产匹配国内负债，而不是将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问题。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几年，欧元崩溃或许能够不引发灾难，但仍会让债权国拥有大量债务国债权，而债务国偿还起来困难重重。4月30日，除了政府间的转移和担保，德国央行在Target2清算系统中对外围国央行的总债权已高达6440亿欧元，且资本外逃的推动下，该数字还在以指数速度增长。
因此，危机还在持续发酵。金融市场的紧张情绪创出了新高。最显著的指标是仍拥有自身货币控制权的英国国债收益率创下了历史新低，而西班牙债券的风险溢价创出了历史新高。
欧元区实体经济正在衰退，但德国享受着繁荣。这意味着差距在拉大。政治和社会动态也在朝分裂的方向发展。公共情绪——从最近的选举结果看——正在日益转向反对紧缩，看起来除非紧缩政策得到逆转，否则这一趋势就不会停止。必须拿出点什么来。
根据我的判断，当局还剩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纠正错误、扭转当前趋势。这要求采取非常规政策措施把情况拉回常态，而且这些措施必须满足现行条约，接着，可以在民情略有平复的情况下修改条约，防止失衡复炽。
认识那些非常规手段可以满足这些严格的要求不是件容易事，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任务。银行和主权债务问题必须同时得到处理，抑制竞争力分化之势也不能忽略。
欧元区需要一个银行联盟：一个欧洲存款保险机制以防止资本外逃；一个欧洲资金源以为银行重组提供资金；以及一个泛欧元区监管和监督机构。重债国需要减轻融资成本。提供这些所需机制的办法很多，但都需要德国的积极支持。
而这正视问题所在。德国当局正忙于在6月底的欧盟峰会上及时地提出一揽子计划，但所有迹象都表明，德国人只会提供各方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这意味着此次缓解又注定只是暂时性的。
但我们正处在拐点上。希腊危机可能会在秋季达到高潮，即使愿意遵守当前希腊与债权国协议者在大选中胜出也是如此。到了那时，德国经济可能也已经出现颓势，因此首相默克尔比现在更难说服德国公众接受更多的欧洲责任。
为了阻止如雷曼兄弟倒闭这样的事故发生，德国或许会采取足够的行动让欧元生存下来，但欧盟会与曾经颠覆人们想象力的开放社会渐行渐远。债权国和债务国的分化将会是持久的，德国将成为主宰，外围国将沦为萧条的穷乡僻壤。
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对德国的欧洲角色的质疑——但任何将之与德国的过去进行的比较都是不合适的。产生现状的并不是有意为之的计划，而恰恰是缺少这样的计划。这是一个政策失误造成的悲剧。德国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压倒多数的德国人支持开放社会。当德国人意识到后果时——但愿这一刻不要来得太晚——他们将会愿意纠正欧元的设计缺陷。
什么是必须的已经一目了然：一个能够且愿意减轻外围国负担的欧洲财政当局以及一个银行联盟。债务纾困大可以采取欧元债券之外的方式展开，也可以要求债务国遵守财政契约作为交换条件。如果没有进步，就撤回所有的纾困措施，这将有力地消除道德风险。德国必须做出选择，不能辜负了自身成功给自己带来的领导责任。
乔治•索罗斯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和开放社会研究所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