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美国经济增长疲软及就业增长乏力归咎于经济刺激措施不够有效。他们认为，假如国会之前通过了奥巴马(Obama)总统提出的规模更大的刺激方案，现在美国经济的复苏势头本会强劲得多。这一论点可能不太站得住脚。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而出台的财政刺激措施存在局限性。
美国迄今的财政刺激支出规模相当可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相关测算显示，美国的财政刺激不仅规模较大，持续时间也较长。IMF考察的是“政府结构性预算余额占潜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政府结构性预算余额即剔除掉自动稳定性支出后的政府预算余额。自动稳定性支出在经济下行时启动，失业救济金即属于此类。2007年，美国结构性预算赤字占GDP比重为2.8%。2008年，该比重升至5%，这主要是受小布什(Bush)政府在危机发生之初出台的减税政策推动。再加上此后奥巴马政府推出的财政刺激计划，2009年美国结构性预算赤字占GDP比重进一步升至7.5%，并且直到2011年一直大致保持在该水平。
也就是说，2009年至2011年间，美国结构性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始终处在超过4%的高位，远高于2007年的水平。计入自动稳定性支出及用来纾困银行业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后，实际赤字规模更为庞大。2007年，美国实际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2009年升至13%，2010和2011年分别为10.5%和9.6%。IMF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公共债务净额占GDP比重为48.2%，2011年飙升至80.3%。
简而言之，美国已经尝试了财政刺激，但未能成功拉动经济强劲复苏。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疲软，财政刺激的拥护者们不赞同现在就取消财政扩张的主张。他们指出，经济疲软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影响范围也可能进一步扩大。但是，财政刺激的本意是一种短期措施，旨在引导经济走向由私人部门主导的、可自我维持的复苏。
凯恩斯主义者对2008年底至2009年初经济下行的解释是周期性调整。住房市场繁荣只不过在短期内转入萧条。消费支出下降是暂时的。临时性减税政策将刺激消费支出，而联邦政府支出的短期增长将为建筑业创造临时性的就业机会，并使现金短缺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得以避免裁员。到2010年或2011年，经济的自然复苏将取代临时性财政刺激发挥作用，从而使刺激政策得以退出。
但事实证明，上面说的这种周期性复苏是虚弱无力的。美国的全国性统计数据揭示了部分原因。首先，住房市场泡沫破灭后未能回暖。2012年第一季度的居住性建筑实际投资额仍处在比2005年低55%的水平。但这并不令人意外。重新吹起住房泡沫既不可能，也不可取。
其次，财政刺激对经济的提振作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家庭部门储蓄增长所抵消。经济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短期性的减税措施和对家庭部门的转移支付（美国近年来曾多次施行此类政策）将部分或全部转化为家庭部门储蓄。家庭部门倾向于偿还债务，而非新增支出以购买消费品。
显而易见的是，许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将来自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用于替代自身收入，而不是用其扩大自身收入；将其用于填补自身财务缺口，而不是借此撤销裁减雇员或削减投资的计划。政府投资总额（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占GDP的比重并没有上升。财政刺激几乎全是以减税和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而不是以投资项目支出的形式进行。
这段凯恩斯主义“小插曲”给出两点重要启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经济中并没有出现新的高成长板块，来取代已成为历史的住房市场繁荣的位置。消费支出没有出现显著增长；住房市场未能回暖；私人部门的实业投资未能担起主导作用；公共部门投资也未能填补这一空缺。其次，事实证明，短期凯恩斯主义刺激措施的乘数效应既小又变化无常，而不是既大又好预测。因此，在现阶段继续施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那将导致公共部门债务规模进一步增大，同时却无法保证带来就业增长和可靠的退出战略。
现今的不幸之处在于，共和党为反对奥巴马刺激措施而提出的策略更不靠谱。共和党的策略包括把临时性减税永久化，甚至还会为收入最高阶层创设新的税项减免；由此导致的政府收入缺口将由大幅削减就业培训、教育、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以及扶贫等计划的支出来填补。在共和党人的世界里，不存在任何公共品，只有富人才是社会中有价值的群体（就业创造者），失业和贫困人群都应自谋生路。尽管过去30年失败的涓滴政策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贫富不均、贫困加剧以及失业问题上的无解局面，共和党人却依然固守这种立场。
这里有一条美国两大政党均未主张的路线。它将基于如下四个前提。
首先，美国（和欧洲）需要的是新的长期增长源泉，而非短期凯恩斯主义措施构建的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
其次，人们能够通过将新技术（信息、通讯、交通、材料和基因）用于解决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问题来实现最高的社会回报。我们应当利用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前沿进展，以投资为主导，建设一个低碳、低污染和生活舒适的建成环境，以此为基础来实现长期增长并提高生活质量。
第三，转向可持续发展既需要私人部门投资，也需要公共部门投资。举例来说，私人部门在对低碳能源（风能、太阳能和核能）进行投资的同时，公共部门也要对长距离输电网进行投资。同样，要打造城市智能电力交通系统，也需要把私人部门投资与公共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公共部门投资所需的部分资金，应当来自由未来的专项收入流（比如公共部门的收费和逐步提高的碳排放税）支持的长期借款。
第四，有必要将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到相当高的水平(就像极为成功的北欧经济体那样)，以此来将预算赤字保持在低位，同时可确保有足够的公共收入来提供覆盖全民的优质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些人力资本投资涵盖从幼年到公共教育、见习和就业培训的各个阶段。
尽管我们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短期问题（尤其是得扑灭“欧元区银行挤兑之火”），但高收入国家危机的深度解决方案，却在于要抱有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愿景，即推动公共部门投资和私人部门投资互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超越美国政治中那种将短期凯恩斯主义刺激理论与涓滴经济学对立起来的陈旧辩论。
本文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所长，同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的特别顾问，著有《文明的代价》(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