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理解，亚洲各国政府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颇有些自鸣得意。该地区的增长迅速放缓，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些出口导向的经济体面对的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贸易崩溃。但是，除了日本这一显著的例外之外（它陷入了现代化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亚洲在整个艰难时期的表现极为出色。
但彼一时，此一时。不到四年后，亚洲再一次经受了严重的外部需求冲击。这一回冲击来自欧洲。肆虐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似乎要把小规模衰退变成一场大危机：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这将在整个欧元区引发动荡蔓延。对亚洲来说，兹事体大。
金融和贸易上的联系使得亚洲对欧洲的萎靡不振非常敏感。因此，对于亚洲来说，欧洲银行危机绝对不容小觑。亚洲缺乏发达的资本市场作为信用的替代来源，因此银行融资渠道对亚洲来说尤为重要。
事实上，亚洲开发银行估计欧洲银行提供了亚洲发展中国家9%的国内信用总量，是美资银行的三倍。欧洲银行在亚洲两大金融中心——新加坡和香港尤其重要。这意味着与2008年几乎让美国银行系统陷入万劫不复的雷曼兄弟倒闭事件相比，眼下的危机给亚洲带来的风险要大得多。
贸易联系的传递效应同样值得担忧。从历史上看，美国是现代亚洲最大的外部需求源。但过去十年来，情况有变。在中国强劲经济增长的诱惑下，亚洲出口增长不再以美国为中心，而开始以中国为中心。
看起来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坏变化。201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和欧洲的出口量占总量的比重为24%，较1998-1999年的34%有了显著下降。与此同时，亚洲的地区内出口依存度--即地区内贸易流--增长迅速，占总出口量比重从2998年的36%上升为2010年的44%。
这些数字似乎表明，亚洲的独立性正在提高，能够更好地抵御西方世界一再发生的危机的冲击。但IMF的研究表明，深度挖掘可以看出，60-65%的地区内贸易流可以归为“中间产品”类别——由韩国和台湾生产组件，由中国进行拼装，最后的制成品出口到西方。
欧洲和美国仍然占据着中国终端产品出口的最大比重，因此紧密相连的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供给链并不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起伏脱钩。此外，在这些联系中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重要扭曲：中国本身越来越依赖欧洲作为其外部需求的主要来源。2007年，欧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10年，欧盟已占中国出口总量的20%，美国只有18%。
换句话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给链是一场押注欧洲的豪赌，现在看来形势不妙。事实上，在中国，熟悉的桥段正在再次上演——国内增长因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危机而减速。而中国一减速，其他日渐一体化的亚洲国家也得跟着减速。
好消息是，到目前为止，与2008年末到2009年初相比，减速趋势获得了更好的控制。当是时，中国的出口在7个月内发生了枯荣转换，从2008年7月的同比增长26%变为2009年2月的同比下降27%。这一回，同比出口增长从2011年的20%下降为2012年4月的5%--不可不谓是显著减速，但和前一次的大崩盘相比要好得多。如果欧元发生无序崩溃，那么情况可能会有变，但只要不发生这一事件，有理由相信此次的形势更加乐观。
坏消息是，一再发生的外部需求冲击似乎并没有让亚洲吸取教训。说到底，只有内需才是最有效的抵抗外部脆弱性的手段。但亚洲地区没能建起这一防火墙。相反，201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创出了历史新低，只有45%，比2002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对外部冲击免疫——即人们常说的“脱钩”——只能是痴人说梦。
如今，与亚洲大部分事务一样，供应亚洲急需的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中国。最新的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目标非常正确，有助于在东方的活力和饱受危机冲击的西方的风险之间建立起终极缓冲。但是，欧洲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在三年半后再一次出现减速表明，毫无疑问，支持消费的十二五规划再平衡措施已经显得有些晚了。
在一个易受危机冲击的全球化世界中，不存在繁荣的绿洲。作为世界增长最快地区的亚洲也不能例外。随着欧洲危机的深化，金融和贸易的双生渠道意味着亚洲经济也无法独善其身。再平衡是中国及其亚洲供给链伙伴的唯一生存之道。惟其如此，紧扼亚洲咽喉之手才会松开。
史蒂芬·罗奇（StephenS.Roach）是耶鲁大学教员，前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著有《下一个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