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仍坚持支持欧元和深化经济一体化的立场，并认为成功与否取决于旨在克服发酵中的欧元区危机的泛欧洲负担共担机制。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改革被认为具有关键意义，“重塑竞争力、就业和增长需要时间”这一观点也获得了深入的理解。
希腊没有什么好选择，但想要防止意大利和西班牙财政和增长导向改革受到阻挠，就必须设法解决巨大的传染风险。
在系统性风险高企的情况下，私人资本正在逃离银行和主权债务市场，导致政府借贷成本升高、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这反过来又威胁到金融系统的运转和改革措施的效率。
因此，中央欧盟机构在稳定和朝可持续增长转型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需要它们采取行动填补私人资本逃离留下的空白，从而让改革措施得以完成并开始显现效果。IMF的角色体现着世界其他地区在欧洲复苏问题上的利益，这是一笔高回报投资。
在我看来，德国政客和商界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
此外，这类支持应该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改革表现为条件。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以提振竞争力和增长至关重要，且仍有待实施。
为了给改革继续下去争取时间，就需要面临社会主义化进程的一些短期风险。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办法可以控制债券收益率、保证银行运转，也没人能保证必须实施的改革计划可以被批准。
从长期看，尽管欧元债券是可行的，但现阶段将其推出还为时过早，因为这意味着放宽条件，从而削弱改革实施的激励。但如果一切顺利，在当下分担风险的最终代价不会很大，甚至还能产生净回报。
那么，如何看待紧缩和增长之间的冲突？
我认为，此冲突基于一个被严重误解的基础。对德国来说，紧缩——表现为持续的工资和收入抑制——是该国于2006年完成的增长导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确保重塑灵活性、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沉重负担，由全体德国人公平地共同承担。
但接受此信息的南欧将“紧缩”解读成一个财政词汇，即过快的、可能对增长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赤字削减计划，而不是让经济实现结构性调整并填补总需求空白。换句话说，南欧在用凯恩斯主义的视角看待紧缩。
找到赤字削减过快和过慢之间的正确平衡点很重要，但这只是再平衡的要点之一。增长是降低公债占GDP比重的关键，因此也是财政稳定的关键。
另外，如果赤字削减过快，其好处将不及增长受挫带来的弊端。
与此同时，为了重启经济增长和就业引擎，我们还需要其他政策，而每个国家的初始条件不同，所需政策也不一样。但一般来说，都需要移除劳动力、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刚性和其他壁垒；投资于技能、人力资本和其他经济技术基础；重建能刺激和支持结构性调整的安全网。
这些改革需要牺牲一些保护措施以及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其好处在于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增长和就业模式。
因此，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机遇和社会稳定，需要制定新的原则和紧缩政策，来确定跨时期和世代相传的选择。
说到底，重塑稳定和增长与振兴短期总需求之间只是部分相关。
重塑稳定和增长还需要结构性改革和再平衡，而这不可能免费获得。实现可持续增长模式所需要的选择不仅影响总需求水平，也影响总需求的组成，比如投资和消费的比重。
把它称为紧缩还是其他东西只是个用语问题，但由此产生的混淆代价沉重。它已成为认识共同挑战的主要障碍，也阻挡着我们就应对挑战的正确前进方向达成共识。
作者迈克尔·斯宾塞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