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特区——
巴克莱银行前CEO博达文（RobertDiamond）日前的辞职标志着一个分水岭。当然，大银行的CEO被迫辞职并非没有先例。普林斯（CharlesPrince）丢掉花旗集团CEO的工作，是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酝酿阶段，他的决策过于冒险。瑞银集团前CEO郭儒博（OswaldGrübel）则由于没能防止规模为23亿美元的无授权交易而被扫地出门。
可博达文是银行家中的翘楚。据说，巴克莱银行没靠政府支持就挺过了2008~2009年的危机。而且，即便这家银行近期被查出多项违规，包括违规向客户销售产品和虚报利率，博达文仍能将自己洗脱干系。
媒体报道认为，监管机构原本想放博达文一马——直到遭遇严重的政治反弹。博达文开始反击，指责起英格兰银行来。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他非走不可了。
博达文在巴克莱的垮台，人们可以从中得出三个教训。
首先，他遭遇的政治反弹并非来自后座议员或军方观察员（uniformedspectators）此类边缘角色。英国各党派的顶尖政治家都众口一词谴责巴克莱的行径，尤其是谴责其在Libor丑闻中被暴露出来的系统性虚报利率一事。（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是全世界金融活动的一项关键指标，其作用包括为衍生品定价等等。）
说真的，英国财政大臣欧思邦（GeorgeOsborne）甚至说：“在一般商业里，欺骗是一宗罪，为什么在银行业就不该是呢？”他这几乎是在明说巴克莱有欺诈行径——这可是来自英国财相的严重指控。
经过了金融行业丑闻大规模爆发的5年，人们的容忍度已被消磨殆尽。诚如埃德瓦多·波特（EduardoPorter）在《纽约时报》上写的：
“市场越大，孕育的欺诈越大。公司越大，资产负债表越复杂，就有越多的地方去藏匿骗局。而银行，一旦大到没有一个政府敢让它们垮掉的程度，就有最大的动机去行骗。”
其次，博达文显然认为，他可以挑战英国的权势集团。巴克莱员工泄漏出来一段据称是博达文同英格兰银行副行长保罗·塔克（PaulTucker）的谈话，其内容似乎意味着，是英格兰银行授意巴克莱虚报利率的。
博达文显然忘记了，任何一家银行，只要它的资产负债表同所在国经济高度相关，那么它的持续存在和为股东盈利的能力就全然依赖同监管者维持良好关系。巴克莱的总资产约有2.5万亿美元，同英国的年均GDP规模相近，以不同的方式衡量，是世界第五大或第八大银行。这个规模的银行都得仰赖巨大的隐性政府担保，这就是“大到倒不得”的意义。
博达文显然被自己的修辞说服了——真的以为他和他的银行对英国的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监管者们将计就计，顺势把他赶下台。巴克莱的股价随之略有回升。
最后一个教训是，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大陆，民主政治和银行巨头之间还会有一场大决战。表面上看，银行依然强大，然而它们的合法性不断瓦解。
摩根大通的CEO詹姆斯·戴蒙（JamesDimon）今年早些时候由于轻率冒险导致将近60亿美元的巨亏（也许可以把那称为“三个郭儒博”的大失败），可他的工作显然还比较稳固。戴蒙甚至仍然保留了在纽约联储银行董事会的席位，尽管纽约联储不仅深度参与了对摩根大通交易亏损的调查，而且也参与了后者可能卷入Libor丑闻的调查。
正如游说机构BetterMarkets的主席丹尼斯·凯勒赫（DennisKelleher）在近期国会听证会上所言，多德-弗兰科法案已经通过两年了，可是美国的银行体系依然在不遗余力地瓦解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而且卓有成效。（凯勒赫的证词及公开陈述都是必读的好材料。）
但是，进步毕竟还是有的。在公众眼里，戴蒙是大银行抵制改革的代表形象，反复而且公开地朝他“扔臭鸡蛋”可以大壮主张改革者的声势，后者主张节制银行过度且不负责任的冒险。
与此同时，欧洲的局势似乎是爆炸性的。欧盟的银行监管手段鼓励金融机构囤积政府债券，所谓“无风险”资产。如今，鉴于欧元区外围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加深，政府违约有可能拖垮那些大银行。欧洲央行向银行注入了大量紧急“流动性”。这些钱却被后者用来购买更多的政府债券。这虽然短期内压低了那些债券的利率，但也令一旦违约后的潜在损失变得更大。
在所有发达经济体，银行和政治的关系都是剪不断理还乱。博达文最终发现，政治家的牌大过银行家——至少在英国是如此。
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合法性和公众舆论。你当真相信以当前形式存在的大银行，对其他的私营部门是有益的，因此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这个想法似乎变得日益可疑。或者说，你已经开始认真思考一种日趋主流的论调——全球大银行和它们的领导，已经变得过于强大和危险了？
翻译：马俊
西蒙·约翰逊，IMF前首席经济学家，重要经济学博客http：//BaselineScenario.com的共同创始人，MIT斯隆商学院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院，与JamesKwak合著有《白宫着火了：建国之父、我们的国债以及它为何与你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