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华盛顿特区——2008年的金融危机触发了一个关于政府应当对市场进行何种程度--以及何种形式--的监管才算恰当的全球讨论。而这一点既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临近的核心主题，还左右着欧洲和新兴市场的政治形势。
首先，中国过去30年令人瞩目的增长表现塑造了一个被许多人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经济范本。另一方面巴西的发展政策同时也与国家的强势角色相得益彰。
关于国家规模以及政府会否继续存在的问题也是欧元区命运讨论的核心议题。虽然高公共支出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都表现不错，但许多对欧洲的批评（尤其是来自于美国）都将欧元危机归咎于政府规模的过度膨胀。在法国，新上台的中左翼政府也面临着挑战：一方面要兑现自己增强社会团结的承诺，另一方面又得持续减少预算赤字。
除了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上的对政府角色的争论之外，许多国家都在经历着民众对政治的大规模幻灭以及民众和政府（尤其是国家政府）之间不断增大的距离感。在许多国家，全国大选的参与率不断下降，而新的党派和运动，例如德国的海盗党（PirateParty）和意大利的五星运动（FiveStarMovement）都反映出人们对当前政府的极度不满。
在美国，对国会的满意率已经跌落到了创纪录的14%。许多美国人，例如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布鲁斯·凯特兹（BruceKatz），都相信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给予州和市级层面更多的治理和政策动议，并与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
但这种做法其实也有不足之处。以西班牙为例，对地方政府的过度财政分权也大大削弱了在其他方面非常强大的公共财政。
在21世纪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背景下，这场全球讨论中依然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在讨论过程中似乎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将治理和公共政策视为民族国家的专属地盘。而如果要让这场辩论与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相适应的话，就应当把焦点集中在治理的四个层面上，并针对各个层面制定出最适合的公共政策职能分配方案。
首先，许多政策--包括对地方基础设施，土地划分，对工业生产和训练的扶助，交通条例以及环境监管的支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交由地方或是市级层面决定，并体现出本地选民的智慧。
当然，国防和外交政策将依然由第二个层面（民族国家）来决定。大多数民族国家都保有本国货币，并因此必须寻求能维护一个货币联盟的一系列财政和经济政策。但欧元区危机也明确提醒我们，权力下放不能过度延伸到预算领域，不然就会影响到共同货币的生存。
美国的体系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各州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制保持预算平衡，而联邦政府则为大部分财政政策负责。此外，美国的银行监管和存款保险都被收归联邦，因为它们必须存在于一个货币联盟之中。欧元区最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治理依然非常重要而且与货币主权息息相关。但当今欧洲的关键问题就是各欧元区成员国是否会继续往前迈进，组成一个类似联邦民族国家的政体。除非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共同货币的生存就将面临极大困难。
第三个层面的治理则是区域或者洲层面，这点在欧盟中最为深入，也在拉美，非洲和亚洲进行过相关测试，而且可以非常有用。像欧洲那样的海关联盟，自由贸易区或者单一市场都可以使货物和服务获得更大的流动性，从而在依然存在贸易壁垒的全球层面上不允许的规模经济上得到好处。欧洲无国界的申根区就是超国家治理的另一个例子。而某些基础设施也能在洲际层面上进行更好的选址。
最后就是全球层面。流行病、全球贸易金融、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反恐以及网络安全都是一些需要进行广泛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事务。
在当今这个互相依存的世界上，针对公共政策所扮演角色，政府的规模与职能，以及公共决策制定的合法性的讨论应当在这四个治理层面被更加清晰聚焦的情况下进行。这些层面往往会发生重叠（比如说基础设施和洁净能源事务），但如果这些事务可以与那些能更好地执行决策的层面相联系的话，民主就能得到大大加强。
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Lamy）所说，不仅仅是必须将"地方"推向"全球"；依附在内的"地方"政治领域也必须融入到全球或者区域的大背景下。这对政治领导力和沟通交流都是极大的挑战，但如果无法应对这一点挑战的话，民主和全球化就难以协调一致。如何在提及这些地方，国家，洲和全球层面的情况下进行讨论，如何并构建一个更好地体现经济和社会空间的政治空间，都将成为未来数十年内的重大挑战。
凯玛尔·德维斯（ByKemalDervi），曾先后担任土耳其经济部长，联合国发展计划高管以及世界银行副总裁，现为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副主席兼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