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宾塞：可贸易繁荣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增长大挑战。许多发达国家试图在全球经济减速的环境下重振可持续发展，但各国所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特别是各国可贸易和不可贸易部门。
　　在不可贸易部门，主要增长拖累因素是需求疲软以及阻碍生产率发展的结构性和竞争性因素；在可贸易部门，增长取决于一国相对于收入和竞争力的生产率。在全球层面，可贸易部门也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一旦进入快速增长模式，就会从投资带来的资本深化中获得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弥补过去的投资不足。发达国家则可能因投资不足而落后，转而依赖可持续性较差的债务驱动型方式创造需求。因此，重塑增长战略中理应包含投资。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指出的，投资有一个极限，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决定的。通常，投资极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如果资本深化潜力挖尽，那么技术进步便成为长期增长动力。
　　挑战在于如何在当今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赖、失衡日益严重、增长和就业问题恶化的世界中将这些洞见付诸实践。如今，世界各经济体通过全球经济中的可贸易部门直接相连，通过各国可贸易和不可贸易部门之间的需求和就业联系间接相连。
　　在短期，不可贸易部门受着国内需求的制约。不可贸易部门需求不足不可避免地从这一方面限制着经济发展。
　　当然，政府可以通过赤字支出填补空白。但发达国家或多或少地在财政方面受制于相对较高且不断增长的公债水平。这一问题主要肇因是财政失衡。
　　各国财政制约严重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讨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制约显然来自各自主权债务市场中缺少私人资本，收益率的不断上涨威胁着其财政稳定性和改革计划。美国主权债务市场则并未出现触及极限的类似迹象。但债券市场并不会给出多少预警信号，一年前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收益率突然飙升就是明证。
　　更为复杂的增长问题与全球经济中的可贸易部门有关，全球总需求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目标。总需求及其增长确实重要，但市场份额同样重要。从危机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以及随后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冲击来看，可贸易部门的全球总需求可能存在不足，令全球增长缺失了一个重要元素。但对于具体国家而言，其相对于收入水平的相对生产率决定了其在全球可贸易总需求中可能获得的份额。
　　与经济中的不可贸易部门不同，全球可贸易需求中的内需部分并不是增长的绝对约束；全球可贸易需求的增长率亦不是对增长的绝对约束，因为一国可能提升其在全球可贸易需求中所占的份额。
　　当然，不可能所有国家都同时获得份额的提升。幸运的是，如果各国以提振可贸易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为目标，则收入会得到提高，全球总需求的增长则能加速。看起来这可能像是一场零和博弈，但实际并非如此。
　　当收入与生产率水平相去甚远时，提振增长就需要改变贸易条件，而这可以通过汇率变动来实现。在欧元区，存在竞争力问题的成员国没有汇率调整机制可用，因此可能必须实行抑制收入增长和提振生产率的改革。
　　对可贸易部门适用的道理对各国工人同样适用，不同国家的工人受到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影响各不相同。全球供应链的高效一体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部门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它也减少了发达国家可贸易部门中部分中等收入人群的就业选择。
　　许多国家都在尽力调整增长模式，以适应它们所面临的全球经济减速新挑战。为了做到有效且富有针对性，各国所采取的政策需要对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增长潜力和存在的障碍进行精准判断。专注于一个问题而对其他问题不闻不问是不够的。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