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税收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就是所谓的“美国人税务负担过重”。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在大谈不对中产阶级增税，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则不仅希望将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减税措施永久化，还有意将个人所得税率再整体下调20%。
但是，无党派立场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数据显示，今天美国家庭的联邦税负担低于30年前，而这并不仅仅是经济衰退的结果。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始于1979年，当时，典型或中等美国家庭要缴纳的联邦税占自身收入的19%。2009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1%。
导致“实际税率”下降的原因包括经济形势变化与政策调整两方面。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累进税制将自动产生减税效应，因为收入下降会使得千家万户落入更低的税率级次。2007年至2009年间，中等收入家庭的市场化收入平均下降了6000美元，降幅为11%；但他们的联邦税负平均下降了2300美元，降幅为24%。因此，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所得税率从14%降至11%。
政策调整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措施自实施以来对降低税率起到了很大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美国的加总实际税率在20.2%至22.7%的狭窄区间内波动——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内偏低，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任内要偏高一些。但在本次经济衰退发生之前的2000年至2007年期间，美国加总实际税率下降了将近3个百分点，相当于税收收入下降了3000亿美元左右，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
政策调整在本次经济衰退期间也起到了降低税负的作用。对减税措施的这种运用完全合法，但这种减税应当是暂时性的，并且在经济度过下行区间后应立刻调整。然而，每当一项减税政策快要到期时，政客们都不敢大声喊出“增税”两个字，以至于当前的美国税收政策被牢牢锁定在不对称状态：税率只能向下调整。受此影响，美国很难走上一条财政稳健之路。
对于签署了格罗佛•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永不增税宣誓书”的共和党人来说，“我们税务负担过重”这句误导性的口头禅可以实现两种效果。其一，最富有的家庭将从全面税率下调中获得最大数额的收入增长。
其二，一旦增税有罪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缩减支出将是缩小政府财政赤字的唯一办法。但这种逻辑非常危险。例如由罗姆尼和保罗•瑞安(Paul Ryan)提交的共和党版的众议院预算案将破坏除社会保障、医疗保健以及国防以外的几乎所有政府职能。
在参议员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正在呼吁不再延续小布什政府对高收入群体的减税优惠。但与普遍看法相反的是，奥巴马早已是一个激进的减税主义者。他的减税措施对于降低经济衰退对家庭收入的负面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美国需要一个更有力的方案以恢复财政健康。
新方案必须对包括最富裕家庭在内的更广泛群体增税，尽管从最富裕家庭入手是正确的选择。那么下一步应采取什么举措？在华盛顿，标准的立场是“综合税制改革”，即“在下调税率的同时扩大税基”。我在理论上同意这种做法，但现实中这已经变成了华而不实的幌子。从备受吹捧的“鲍尔斯-辛普森”方案到保罗•瑞安的预算草案，我们看到了很多有关减税的具体构想（而这正是导致我们一开始走入当前困局的原因），但有关扩大税基的具体构想却屈指可数。
最好的做法是，一旦经济扎实地走上复苏轨道，就让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措施到期自动废止，并回归比尔•克林顿任内的税收结构。基于我们看到的经济成果，所谓克林顿任内的税收结构对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恰恰相反，这种结构还对实现财政盈余起到了促进作用。
虽然我理解并支持有关公平的观点，我还是强烈呼吁民主党人直面当前美国税收收入严重低于必要水平的现实。凭借数十年来最低的实际利率水平，我们绝无可能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
这也许不符合普遍认知，但它却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