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居伊·容凯尔 编译/董金鹏
全球经济与金融力量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尤其是转向中国，这已被广泛看做不证自明的真言。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主宰世界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尚有一些诱人但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的影响力究竟包含哪些东西？它如何使用这种影响力？其身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目的？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认为，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大且经济增速显著，所以它一定有主宰世界的意愿与能力。这样的假设与基于此的推断，非常值得怀疑。
确定无疑的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以两位数高速增长造就了惊人的经济规模。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债权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如果按照某些标准，它还是最重要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有巨额经常项目盈余，以及约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高达3万亿）。另外，中国还是铝矿石、铁矿石和铜矿石等矿产品的最大消费主体。
然而，这样的成就应该至于历史视角之下予以考量。一百年前，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时，它占据全球最大经济体已有10年历史，它的GDP占世界的五分之一，是排在其后的英德总和的两倍。按照最流行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的GDP仅占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并且预计未来中国经济增速还会放缓。
更重要的是，一百年以前美国是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比竞争者英国高出10%。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中国人均收入仅占美国的六分之一，排到全球第90位。与当时的美国相比，中国还处于相对贫困的阶段。
无论如何，经济规模本身无法变成国际影响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达到顶峰，成为当时第二大经济体。当时的日本有大量经常项目盈余、巨额外汇储备和有优势的制造业部门。但这种经济优势从来没有被转化为等量的政治或外交影响力，更不要说领导力了。况且，两百年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比整个欧洲大陆都多，但中国还是走了与世隔绝的道路。
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力正在衰退。其中的原因，既有中国自身崛起的因素，也有2008年金融危机对西方经济力量和道德权威冲击的因素。
中国经济的平稳和西方经济的疲软，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国际自信心，有时略带狂妄。从气候变化的讨论到G20、IMF和世贸组织，无论在双边关系还是多边关系中，北京都更大胆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中国过去一直对外来压力保持沉默，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就显著减少了。
当近期面对从欧元区越来越多的借款请求时，中国表现得相当冷静。它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应严肃地将国内金融改革放在首位。同时，中国更偏好于在未来从IMF中获得金融支持，而不是直接的支持。中国的言行有别于到处咆哮、耀武扬威的超级强权者，一个忧心忡忡、时刻担心被卷入乱作一团的政治金融雷区的投资人，并急切希望由他人带路。
一个不情愿的全球议程设定者
对于超出领土的事项，中国力量的特征就是防御性——一股说不的力量。当今，贫穷的债务国多于富有的债权国，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需要中国的最后一票赞成才得以实现，因此，中国的这一特点，绝非无足轻重。但对于国际事项安排，中国却尤为谨慎。
在外交上，中国确实需要面对反复发作的民族主义，但每逢这种民族主义与经济活动中贯彻始终的理性主义正面交锋，后者总是占了上风。中国的领导人心知肚明，武力恫吓和边缘政策一旦失控，反效果就会立即显现：一旦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陷入危险，国家的繁荣福利也就唇亡齿寒，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也会岌岌可危。
关于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的讨论，夸大了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实际上，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力要超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很多关键性领域，中国需要西方，更甚于西方需要中国。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产生需求并促进增长。
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大量原材料的出口，但是相对较低的国内消费限制了西方物品和服务在中国的市场。但是西方的市场仍对中国至关重要。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商品输出地，吸纳了约占中国总出口五分之一的商品;但在中国的进口中，大约只有十分之一来自欧盟以外的地方。虽然抓着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巨大盈余问题、吹毛求疵的西方政客仍大有人在，但它其实只是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的证据之一。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商品输出地，吸纳了约占中国总出口五分之一的商品;但在中国的进口中，大约只有十分之一来自欧盟以外的地方。虽然抓着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巨大盈余问题、吹毛求疵的西方政客仍大有人在，但它其实只是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的证据之一。从整体看，正是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引发了其策略上的谨慎性。
三万亿投资困局
没有什么比金融资源，尤其是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更能吸引国际社会对中国力量的关注了。人们常常将这两者作为中国经济实力的表征，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量级玩家。
但中国的富人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大多数富人对未来的中国经济缺乏信心。官方和非官方的资料都有显示，富人每年都会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国外。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百万富翁中，超过半数都想移民国外过更好的生活。
与已被接受的观点相反，外汇储备只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部分，它也可以算成被政策扭曲之后的经济表现。本世纪初，净出口收入和资本流动使得中国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累积了大量的盈余，中国外汇储备价值也随之膨胀。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还是结构性的，即中国的国内储蓄长期高于投资。换言之，国家收支盈余是在压低国内生活水平的条件下取得的。
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政府无力向国有企业征税和取得分红、政府自身储蓄率过高等。虽然北京知道需要解决这些挑战，但是改变只能循序渐进。
巨额的外汇储备，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并无裨益。实际上，中国的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消化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因为一旦它们被兑换成人民币，就会抬高国内的通胀水平，增加人民币的汇率压力——而这二者都不是中国政府喜闻乐见的。于是，中国政府只得将它们用于海外投资。
可是，想为这3万亿人民币找到东家，也并非易事。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金融市场具有足够的规模或流动性以吸收这巨额的财富，且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西方。进一步说，身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参与者，中国很难在摆脱损失风险的情况下实现投资的快速转换。于是，政府投资海外，又常常招致国内观察家的尖锐批评，这些批评者把中国的外汇储备视为一种宝贵的遗产。
进退维谷的矛盾，因欧元区危机的爆发而愈发尖锐。一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有约占四分之一是以欧元标价的，欧洲统一货币的康健与中国利益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中国显然不愿意因为支持那些困境中的、甚至是濒临破产的国家而把自己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在那些欧元区成员国的邻国都竭力避免购买它们的主权债券时，中国也肯定不愿意再次扩大购入规模。
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中国是危机下的掌控者，不如说它是危机中的牺牲者。它所面对的都是只能限制其操作空间的尴尬选择。
为了找寻出路，尤其是为了降低自身对美元的依赖，中国已经着手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些努力包括：挑选出的特定贸易伙伴，用人民币为彼此的双边贸易融资提供支持(主要针对中国的进口业务);在香港发行首支人民币债券“点心债”;授权给一些日本投资者，允许他们购买一定限额的中国国内债券。
其实无论怎样，只要中国广泛的资本控制使人民币仍保持在不可兑换的状态内，那些旨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措施的效果如何，就很难弄清。今年四月，中国扩大了人民币的浮动空间，这是迈向人民币自由化的、实验性的第一步。然而，中国的金融系统原始而僵化;倘若没有事先的彻查和现代化的实现就冒然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这一体系将迅速发生腐化。借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向既不情愿又处于分裂之中的中国领导层施压，迫使他们发动新一轮改革，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扭转严重的制度扭曲——或许这，才是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者的真正意图。
果真如此，他们仍将面对巨大的障碍。最明显的阻力，来自于现行体制下受益最多的利益集团，包括地方政府、坐享利差的国有银行以及能轻轻松松从国有银行获得优惠条件的国有企业。政治阶层内的保守派也会大声反对，他们声称，金融自由化不仅会动摇整个经济，还会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
一个世界的撼动者而非塑造者
三十年来，贯穿中国外交政策的主线是尽量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这一思想使得中国更加着力维护对外关系的稳定性，尤其是与美国关系的稳定。它还尽可能避免与复杂国际事件发生纠缠，并不贪恋国际领导者的位子。
但问题还不在于中国是否有野心以及是否有能力领导世界。其关键在于，中国能否继续逃避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事实是，它很可能无法逃避。原因很简单：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中国的行为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响，中国对海外资源、能源、技术与市场的依赖，也使它不得不去承受那些发生于中国领土外的政治事件所造成的影响。
中国在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激励中国积极参与这一体系的巩固。一旦这一体系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中国就表现得尤为强烈。
上述挑战要求中国做出比以往更艰难、更复杂的选择。这意味着，在国家利益问题上，中国应超越权宜之计和对物质的瞬时性需求，具备更宽广、更长远的视野。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已向世界表明它能使世界秩序为之震动。但是否有助于中国塑造未来世界秩序，我们仍旧拭目以待。
作者居伊·容凯尔（Guy de Jonquières）为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ECIPE）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