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给”研究中的“破”与“立”

     中国经济经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而“矛盾凸显”、受“黄金发展”瓶颈制约日趋严峻的新阶段。为使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得到破解，需要形成新的思路。

　　“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须反思。进而需要的“破”，首先集中于如下方面。

　　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存在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不同角度，都有很大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不容回避——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已经满足，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另外，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为认知经济规律的前提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即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领域的理论分析存在明显不足。

　　美国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实践，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贡献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仍未能摆脱“华盛顿共识”的框架，主要研究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因为美国不同于中国，不存在解决经济体制转轨问题的客观需要，后者是美国供给学派必然忽视的“盲区”。

　　经济学主流教科书仍然存在与实践“言行不一”的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操作的，首推他们不得不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

　　例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真正起作用的一些关键点上，主要采取的政策手段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金融危机爆发初始，美国调控当局在对雷曼兄弟公司 “救还是不救”犹豫之际，终任这家150多年的“老店”垮台。但当局此后即总结经验，转而对“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施以援手，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

　　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比较薄弱和滞后。例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可圈可点。从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最近奥巴马国情咨文提到的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和“制造业重回美国”，以及区别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亮点和重点，都跳出了教科书框架的窠臼，以鲜明的产业政策应对现实重大问题，具有从供给端发力之特色。

　　“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有了上述反思之“破”，我们从而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更开阔的经济学理论创新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在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强调以下要义。以创新意识明确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即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不可否认，因为人类有需求才有生产的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经济学关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作用的研究，却认识不足、相对滞后。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的决定特征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也涉及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面对“生产什么”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么样”的问题。

　　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是一种理想类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以此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

　　市场、政府应各有作为，这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里无非是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实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作用和互动。

　　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们在理论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借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

　　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更有针对性地把认识框架的对称性提高。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