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银监会主席宣布了促进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几条新的举措，以进一步对外资银行开放中国市场，其中包括：第一，对外资银行开放济南、福州、重庆和成都四个城市，第二，对已开放的九个城市，允许外资银行对各类中国企业进行人民币业务，第三，欢迎外资银行参股国内银行，对国内银行进行改组和改造。这是中国政府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促进中国金融业开放的重要步骤。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在银行业开放方面的承诺是：中国将对外资金融机构逐步放开人民币业务，加入后两年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向中国企业提供服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到今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两年，理所当然应该履行第一个承诺，即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开展人民币业务。
许多人把中国银行业引入外国资本称为“引狼入室”，觉得会给中国的银行业带来致命的冲击和不可预料的风险。事实上正好相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不仅不会构成中国银行业额外的金融风险，而且对银行业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对银行业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的调整将产生积极作用。中国历来是以开放促改革，在内部改革压力和阻力增大、各方利益主体矛盾难以消弭、改革推行成本加剧的时候，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改革，是我们一贯的秘诀。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所面临的巨大阻力使得整个银行部门在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的提升上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的产生，依赖于整个社会各利益集团对于制度变迁的强大需求，也就是说，利益集团的制度需求是决定制度变迁的重要变量，在制度需求不足的情形下，制度主体就难以成功推行制度变迁。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处于这种典型的“制度需求不足”状态中，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对影响国有银行改革的四个利益集团（国有商业银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制度需求，就会发现，中国银行改革的制度需求确实是严重不足的。幸好，在内部制度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为中国银行业改革提供了外部激励和动力。
中国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国内银行业，一方面诚然是兑现已经作出的承诺，但更深层的用意显然是试图以此改变中国银行业改革长期以来步履维艰徘徊不前的状况。不可否认的是，外国资本的进入，对国内银行业必然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尽管国内银行业不可能到溃不成军的地步，但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是相当大的。我认为，这种冲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中国银行业将越来越多地丧失自己的优势客户资源，从而对自身的盈利能力造成严重影响。有人认为，中国国有银行规模庞大，网点遍布全国，其规模效应非外国银行可比。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徐滇庆曾经指出，事实上，即使请外资银行到内地去设立营业网点，他们也不一定去。并不是他们慈悲大方，而是在这些经济尚欠发达的地区没有多少油水。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于优质客户，外国银行盯住的是那些优质客户资源。最近以来发生的数例大企业“倒戈”转向外国银行的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最后的局面，恐怕是外资银行吃“肥肉”，我们的国有银行“啃骨头”。第二，外国银行的进入势必引起存款分流，如果这种存款分流超过了中国居民的心理警戒线，将不可避免地使国内储蓄者对国内银行信用的信赖构成威胁。国际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有国家信用作后盾，当居民心理防线崩溃后，也会引发大规模货币危机。第三，外资银行的进入，会使国内银行业中的优秀人力资源产生外流冲动，从而使中资银行面临人才短缺的局面。这些优秀人力资源不光意味着较高的金融专业技能，而且意味着优秀的客户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络，因此人才争夺战的结果势必会给国内银行带来更大的消极冲击。第四，外资银行的进入，不可避免地造成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国际结算业务和外汇业务的大量流失，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了。
外国银行资本对中国市场“垂涎”已久，中国经济和企业的高速成长、居民储蓄规模的持续高企、国内金融业发展的幼稚等，都使外资银行感觉到加紧进入中国市场的紧迫性。确实，与国内银行相比，外资银行确实有着很多优势。第一，它们资金实力雄厚，这些银行巨舰的资产规模和利润规模都是国内银行难以望其项背的，比如花旗银行的总资产就超过我国4家国有商业银行总和，其税前利润超过我国4家国有商业银行总和近10倍。第二，资产质量较高，获利能力较强。我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相当高，大约在28%左右，这样高的不良贷款率世界罕见。第三，外国银行组织管理优势，抗风险能力强。第四，外国银行一般都是实行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混业经营，是所谓全能银行，而国内银行由于国家政策限制，不能够全面参与证券和保险业务。第五，外国银行业能够为客户提供的金融产品的品种比较多元化，在金融产品创新能力方面有优势。所有这些优势的基础是外国银行有着悠久的经营历史，有着深厚的市场化运作经验，同时又有高素质的金融管理人才。与外资银行相比，国内银行在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管理经验、经营方式、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有不少差距，这些差距只有通过我国银行业自身的改革来逐渐得到弥补。
中国政府对外国银行参股国内银行业持鼓励态度。最近，国内一些城市商业银行陆续吸收外国银行资本参与自身经营，对银行自身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外国银行业的参与，我国银行业的产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产权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国内银行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内部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将必然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降低银行的呆坏帐水平，从而使国有银行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同时，外国银行参股也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学习效应”和“示范效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银行业将逐渐学习外国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金融产品创新经验、客户服务理念以及不良资产处置的方法等，从而有利于国内银行素质的提高。国内银行的经营理念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上，我国银行依赖于存贷款利差而生存，但外资银行的参与将逐渐改变这种局面，使国内银行更注重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发展，更注重中间业务的开拓。而参与国内银行业对外国银行自身也是好处多多，它们将利用我国银行业原有的客户资源、人才资源、信息优势，快速地进入中国市场。参股、合资、独资，是外国银行可能选择的三种模式，在这三种模式中，近期可能以参股和合资为主。参股和合资使得外国银行与东道国优势互补，达到“双赢”的目的。
王曙光，1971年生于山东莱州，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8年起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讲师，北京市海淀区青联委员。2001-2002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研究。已出版专著《理性与信仰——经济学反思札记》（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精神的承接》（合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及译著《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2000）、《全球资本市场》（2002）等多种，在《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经济学论文多篇，并出版散文集《燕园拾尘——北大十年的成长感悟》（2000）、《明尼苏达书简》（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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