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31日星期五
读者朋友，你好！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各种牵累，我基本上只写用来发表的文章。此外的许多想法，虽然萦绕许久，但始终没有写出来。原因是多种的：可能由于琐碎，凑不成一篇文章；可能因为还想不清楚，无法形成结论；可能涉及人事，不到公开的时机，诸如此类。现在趁给你写新年问候信的机会，谈两个我想来想去的话题吧。
一是经济学的发展。现代经济学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我自己很幸运，对经济学的追求大致没有功利的成份，所以求到的都是自己喜欢的，而且也是至今自认是珍贵的部分。但我觉得一般人所谈论的经济学，绝大部分是糟糕透顶的货色。我不怀疑它们是垃圾，只是奇怪为什么垃圾可以长久存在和发展壮大。
我目前的解释，是社会对经济学的需求很大，而经济学本身力不从心，于是就演化成一种近乎算命占卜的骗术。好的经济学是有的，但那些基本的原理离应用还很远，原理学起来容易，用起来几乎不可能成功。于是，掌握原理的人和不掌握原理的人，外人在大部分场合都是分辨不出来的。
与此同时，社会上很需要经济学家的意见，人们就是很想听听经济学家怎么说。为了博取那么一点机会，人们愿意给很多很多钱。综合起来，就是这半个世纪，西方经济学系得到的研究经费大增。这个行业养了很多人。这些被养着的人，不得不弄些东西出来敷衍，于是制造了那么多垃圾学问。
二战前经济学家的数目是很少的，工资也很低。那时候聚集的，都是一些对经济学思维有真正癖好的人。他们的报酬，基本上是满足了癖好，而不是撑满了腰包。但现在，经济学是一个不难混饭吃的行当。这个行当里，智力水平有时候下降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但竟然也还能光天化日地存在下去。
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宏观经济模型。这些模型，尽是数学游戏。设计这些游戏的人，既不能在理论上证明，模型中假设的宏观变量之间确实有如此这般的关系，也不能在实践中表明，这些模型能预测任何重大的经济变动。但不管怎样，这个行当已经赢取了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另一个例子是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技术可以做得很高深，但它的基础太脆弱了。样本的一点差错，就能搅乱整个图景。而控制量的设置，对回归分析的结果也有重大影响。经济学家即使偷梁换柱，也依然能道貌岸然，说自己是靠数据说话的。其实数据还是那些数据，但你要它说什么它就能说什么。
更基本的是，大部分依靠回归分析写成的经济学论文，用的都是线性回归。为什么是线性？经济学家怎么知道真实世界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线性的？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为什么要假设线性来回归？因为线性回归是他们的数学水平应付得来的，所以他们就假设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然后通过回归技术确定线性系数。
在我主页上，有一张女经济学家D. McCloskey的画像。她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一个优秀的统计学家。在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她与张五常同一个办公室做同事，在张的推荐下，她读到了阿尔钦的著作。这些年来，她对经济学数理化的趋势不遗余力地鞭挞。我还佩服她的道德勇气。她在与张五常共事时，还是个男经济学家。后来她决定做女人，就接受了变性手术，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对有变性倾向的人是莫大的鼓舞。
我另外常考虑的，是中国的公共选择问题。在郎咸平事件后，我的感受更深：人是好的，但人民是可怕的（Men are cruel, but Man is kind.）。民意汹汹，可以在善良的意愿驱使下，走上邪恶的道路。微观经济学谈孤立中的个人的选择，公共选择经济学谈在集体中的个人的选择。一个人在市场上会买价廉物美的走私商品——这是微观经济学要解释的现象，但在民意测验的时候他却会为保护所谓的民族工业呐喊——这是公共选择经济学要解释的现象。
如果要在“民主”和“法制”之间为“市场经济”选一个保姆，我一定不选民主。我寄希望于法制。我想知道更多——法制是如何保障市场经济的。法制又是如何自我纠正，自我完善，走上与效率兼容的道路的。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西方习惯法的渊源。我希望了解更多。如何才能建立一种机制，让正确、合理、有效的思想站得住脚，让错误、不公、低效的思想逐步被淘汰。习惯法的体制，显然并不寄望于一人一时一案的正确。它的价值在于它有一个自我纠错的过程，一个让后代法官与前辈法官思想辩论的过程、一个让精心考虑的想法产生效果的过程。
好了，自言自语，说了不少，目的是要向朋友问好，为许久没有更新网页道歉。新年马上要到了，让我先祝你新年健康、快乐、进步！
兆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