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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铁路职工暨黄牛党年”


 
【薛兆丰按:春运火车票价历来低于市场出清价格,差额向来由铁路职工和黄牛党瓜分。乘客支付的总代价不变,而全社会则蒙受净损失,损失量等于排队者所花时间和气力本来可以制造的财富和快乐。今年火车票不涨价,铁路职工和黄牛党平添一份横财,国家库房收入相应减少,乘客支付的总代价不变,全社会蒙受的净损失不变。二零零七,是“铁路职工暨黄牛党年”。

不同意?认为春运火车票不应该提价的人,读《火车票价还不够高》;认为春节团聚的需求缺乏弹性的人,以及不明白为什么过低价格必然引起资源浪费的人,读《康德未曾出远门》;认为春运加价症结在于铁路非市场化的人,读《年夜饭为什么贵》。每次读三遍,每天读三次,每个疗程十天,每年一个疗程。】


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薛兆丰
2001年2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春运期间,火车票提价20%—30%。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乘客心理上只能接受10%左右的提价。传媒为民请命,发出“别老打乘客的主意”的抗议,认为铁路部门不召开几场“提价听证会”,不了解民情,就把火车票提得那么高,这样做不合理。更令人沮丧的是,火车站附近的黄牛党活动猖獗。结果,乘客不仅要承受高额票价,往往还要和黄牛党周旋,甚至受骗上当。

回家的路不好走。这就是几乎每年都要大同小异地重播一次的“春运主旋律”。请大家注意,传媒反对提价、抨击黄牛党、为乘客打抱不平,这一直是讨好广大读者的窍门。不过,恐怕现在另有一些读者,有兴趣看看不讨好的解释吧。

首先问:谁是火车票提价的幕后主使?乘客可以拿块镜子出来看看,答案就在镜子里。

正是客流暴增,才导致了火车票涨价。火车票提价的幅度是多少,取决于客流增加的幅度,而跟乘客接受民意调查时声称的心理承受能力无关。调查乘客对提价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搞“提价听证会”,都是完全多余的,尽管这样的门面工夫,能够让一些老百姓感到安慰。

事实上,火车票提价的幅度还不够高!理由显而易见——因为黑市仍然猖獗。黑市猖獗,表明车票的定价偏低,所以炒卖车票才有利可图。如果铁路部门参照黑市的价格来提价,那么黑市就会销声匿迹;如果铁路部门的火车票真的定价过高,高到不合理的程度,那么就会不仅没有黑市,还会出现售票处急于“拉客打折”的现象。

只要票价过低,黄牛党就必然应运而生,而且驱之不去。不要责怪黄牛党,他们是应邀而来的。是过低的票价和过高的需求,邀请了他们。他们的确赚了钱,但他们赚的不是乘客的钱,而是铁路部门的钱。由于铁路部门的定价过低,所以黄牛党就分了一杯羹,但乘客付出的“总代价”不变。

只要客运班次不增加,只要供求关系不改变,那么无论票价高低,乘客所需支付的“总成本”是不变的。现在,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火车票的面值提价不足,于是,其他形式的成本便增加了。乘客为了得到火车票,除了要向铁路部门支付“未充分提价”的票价外,还要向黄牛党支付额外的“佣金”,并承担“反复周旋、讨价还价、鉴别真伪、受骗上当”的成本。乘客付出的“总成本”,是上述三项的总和,而不仅仅是第一项。

另一方面,铁路部门的收入减少了,国有资产流失了,流到了黄牛党的手里,也流到了为炒票活动提供方便和保护的人手里。

问题是,铁路部门为什么不充分提价呢?不知道。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市场,也可能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但无论如何,只要提价不充分,就必定会给黄牛党留出牟利的空间,给车站票务人员以及检察人员增加灰色收入。

不管怎样,是过低的票价,请来了黄牛党。黄牛党及其合作者瓜分了本来属于铁路部门的收入,而乘客的“总成本”则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是“总成本的组合”发生了改变。因此,铁路部门提价不足,并不是为民办实事,而是为黄牛党办实事。提价不足的火车票,就是给黄牛党的请柬。既然铁路部门要送礼,怎能怪黄牛党笑纳?

对乘客来说,恐怕大多数人更喜欢直截了当的价格竞争,而不喜欢充满艰辛和风险的其他形式的竞争。也就是说,恐怕大家宁愿开源节流,通过自己熟悉的门路,多赚一点钱来购买“充分提价”的车票,而不是宁愿冒险,为了购买“未充分提价”的车票,提心吊胆地与鬼鬼祟祟的黄牛党打交道。如果是这样,为了方便广大乘客竞争车票,也为了国有资产不至于被黄牛党瓜分,今年铁路部门本来应该参照往年的黑市价格,把票价提得更高。

 

康德未曾出远门

薛兆丰
2001年3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实在需要”论

春节后本栏一篇《火车票价还不够高》,激起雪片般的批评,而最早一封信是我父亲写来的:表面上,火车票价足够高,就不会有炒票现象;而羊胎素也如是,幸好它的价格不象雪花膏,否则也会发生排长队挤伤人的事故。但细想却不然:没有羊胎素,社会不会动乱;但回家过年,百万民工可没有选择余地!所以,羊胎素的贵与火车票的贵看来就有质的不同……

后来接到的来信,大半都是这种“实在需要”论。我给父亲回信说:什么是生活必需品,那是很主观的定义。康德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可他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几里地;歌德把阿尔卑斯山描绘得有如仙境,可他从未去过;硅谷是美国高科技工业的心脏,可那里因为缺乏电力要歇业;非洲无数儿童患上爱滋病绝症,但如果强迫西方的药商降价,就会打击他们继续研究的热情。

这个世界“实在需要”的东西太多,每个人的要求都是那么有理、那么迫切、甚至催人泪下。现实可能不受欢迎,甚至令人憎恶,但经济评论的任务,应该是客观地解释真实的世界,而不是给读者发送歪曲的信息,流于用一相情愿的愿望来博取读者的欢心。而现在的现实是:就算把票价压得再低,也不能增加哪怕一张火车票!父亲,您的好心,并未做成好事。

短缺和过剩的唯一原因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所以世界上的经济商品永远都是稀缺的。这是世界的基本现实!何止火车票,还有纯净水、住宅小区、心脏搭桥手术、上网电脑、甚至徐静蕾和崔永元,都是稀缺的。

虽然如此,但只有当商品的定价失当时,才会——而且必定会——引起危机。很多人认为“短缺危机”的原因是商品供给不足。错了!商品从来未曾充足过,不过,危机倒也不是总在发生。只有当商品的定价过低时,才会发生“短缺危机”。价格一旦调高,“短缺危机”就马上消失。宝马轿车和帕瓦罗蒂演唱会就是这样。

同样,商品的“过剩危机”,也不是由于商品供应过多造成的。除非商品的定价过高,否则不会发生“过剩危机”,因为经济商品永远是多多益善的。只要价格适当回落,“过剩危机”就会烟消云散。例如飞机票和彩电。

只有“价高者得”促生产

另外部分来信认为,打破铁路部门的垄断,从而增加运输服务的供给,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个观点正确,但它离题了。那是“如何增加火车票”的问题;而我们原来的问题是“如何分配有限的火车票”。不管铁路是垄断经营还是开放竞争,都不得不面临“如何分配”的问题,因为经济商品始终是稀缺的。

王则柯教授主张用“火车票实名制”来遏止黄牛党,那他实际上是主张严格执行“先到先得”的标准了。这个办法好,因为有时间亲自提前几天排队的人会赞成。

但别的标准,也都能找到大批拥护者,那些标准包括按年龄辈份、或按职务高低、或按离开老家的时间长短、或按文凭证书的多寡等。有闲人士喜欢排队,年纪大的喜欢算辈分,官职高的喜欢比贡献,学历高的喜欢讲尊重知识,无非是这样。争论哪一种标准更“公平”,那是永远没有结果的。

竞争标准一旦确定,就有某种人要胜出,某种人要落败,此事古难全。而且无论采用哪种标准,都要浪费一定的竞争成本。若要排队,则浪费了时间;若以年龄、职务、学历为标准,则不仅要浪费填写表格、弄虚作假和稽查核实的成本,还会吸引人们作无谓的努力,比如积极钻营做官,进修不必要的课程等。

在众多的竞争标准中,只有一种最有效、最不浪费,那就是“价高者得”。愿意出高价买火车票的人,他所挣得的钞票,是他在别的场合向社会其他人提供服务换来的。也就是说,他为争夺火车票而作出的努力,已经得到了社会其他人的认可。与此对照,“排队”和“写证明”之类的努力,却无法使别人受益。

分配有限的商品(如火车票)时,若要论“公平”,那么有九万种竞争标准,经济学无力表态,尽管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不过,他们的言论只代表自己,不代表经济学;但若要论“效率”,那么经济学证明,只有“价高者得”的竞争规则,才能减少浪费和刺激生产,从而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要我写篇《火车票价还不够低》吗

薛兆丰
2005年1月23日星期日


如果说车票不涨价,是为了表演福利;如果说让几百万民工风餐露宿,目的就是选拔强悍者,卖票就要卖给这种人;如果说节前三礼拜就要不断跟好几个票贩子电话密切联系,说这增添节日气氛;如果说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时不时逼疯几个比较脆弱的,还能观看女士敞着门大小便,都是返乡旅途的余兴;如果说与其让几百万人在工厂干活赚钱买高价票,不如让他们站在火车站翘首以待带来的社会效益大;如果说铁路职工也辛苦一年了,得让他们和黄牛党串通挣点压岁钱;如果要这样,我没意见,真没意见。索性搞几趟“免票专列”,让满口仁义道德的兄弟姐妹们玩赏玩赏吧,要我写篇《火车票价还不够低》吗?

机票是个好对照。它先订最高价,然后淡季打折,没人有意见了。机票是实名制的,实名制的作用不是保证穷人买得起便宜票,而是保证乘客间不能直接转手机票,从而保证所有收入流入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合法的黄牛党)的手上。在今天美国,航空公司是自由竞争的,没有政府垄断问题,也没有价格管制问题,可机票价格秒秒波动,明明看好的网页,一眨眼就变价,航空公司和旅行社能宰多少就宰多少。他们兼并了黄牛党,他们就是黄牛党,黄牛党的功能还在发挥,这功能合法化了,机票价格能涨就涨,圣诞节是不是谁都回得起家?

我只字不提铁路的国家垄断特性。难以相信薛兆丰不知道铁路是国家垄断,难以相信薛兆丰不赞成开放营运业,也难以相信薛兆丰反对铁路私营化。但这些都跟火车票是否应该涨价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谈?我双脚牢牢站在地上,为什么非要我再拄根拐杖?这篇文章发表时,编辑还善意地建议我在文中加一段“民工们辛苦了”。是辛苦,很辛苦,那又怎样?

我感兴趣的现象是:在市场没人是傻瓜,没人做错;可一到公共舆论领域,绝大部分人都变得仁义道德起来,变得不可理喻起来。急了谁都会走后门找黄牛,谁的行为都一样,谁都是精明的,谁都不违反经济原则,市场中人是最不蠢的。没哪个想买车票而买不到的人会说:“咱就甭杖着自己多两个臭钱就去找什么黄牛党了,那可不是跟民工兄弟抬杠吗,火车票让咱富人高价买了,穷人咋办,还是把票让给他们吧。”

可一旦要发表意见,思维逻辑那是乱啊,调子那是高啊。为什么?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市场上的“行”与在人堆里的“言”那么不一致?因为前者自己要负责,后者不需负责;因为前者是照顾自己的利益,后者是照顾自己的形象;前者是“故意的有知”,后者是“故意的无知”,甚至是“故意的放肆”。这是我一向对所谓“民意”很有戒心的原因。

让我重复,火车票是个优良范本,能从中学到扎实的经济学思维。任何人,只要不带成见地思考,就能领悟。一旦领悟,将永久改变世界观,并丧失一些友谊。不高深,不需学历,不用操心弹性系数是否小于一。

 

年夜饭为什么贵

薛兆丰
2006年1月24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最近国内有媒体请来“资深厨长”,揭露年夜饭的“暴利内幕”,指出饭桌上原料的来价,与饭店收取的“年夜价”差距甚大,而饭店老板的一脸笑容,其实是“笑里藏刀”云云*。真那么吓人?且让我解释年夜饭为什么贵吧。

近十多年,我们家都是在饭馆里吃的年夜饭。父母并不是铺张浪费的人。记得有一年,我大年夜回家,屋子里寒气逼人,他们舍不得用电。我硬把暖气打开,大厅那棵含苞待放的桃树才骤然盛开。虽然如此,对于年夜饭特别贵,对那一流价钱、二流馆子和三流烹调,父母没有怨言。

首先,随着生活改善,张罗年夜饭也就变得越来越烦人、而一家人围坐交谈的时光也变得越来越惬意了。父母不愿意见到,在年夜饭前有一半人得挤在厨房里,在年夜饭后还有一半人还得挤在厨房里。没人逼,是汲取多年的教训,是反复盘算,才让我们心甘情愿下馆子的。

其次,设身处地地想想,厨师和服务员也有家室,他们也要跟亲人团聚,凭什么我们坐着、他们站着?事情总有代价和补偿,那就是双方都愿意接受的价格。食客当然想少付一点,饭馆当然想多赚一点。但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成交。成交让我们看出,食客和餐馆是双赢的。

说来好像简单,但这是体会和理解“价格理论”的范本。提供年夜饭服务的饭馆,的确赚了“暴利”。是谁促成了这“暴利”呢?是食客自己。埋怨年夜饭贵的人,应该拿面镜子照照,始作俑者就是镜中人。没有食客的追逐,饭馆不可能实现“暴利”。

那么,饭馆利用食客的特别需求,狠宰一刀,是否不道德呢?我们要问:食客凭什么跟饭馆压价?凭着他们另找一家的机会!在大年夜营业的饭馆越多,食客的议价力就越强。那么,究竟是谁给食客提供了这种议价力?不正是被指责为“趁火打劫”的饭馆老板吗?要不是他们个个都出来“捞一把”,食客们的遭遇肯定会更糟糕。

这就是经济学的基础,大名鼎鼎的供求定律。但别看它简单,很多人,甚至是一些被称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人,往往都还不懂这个道理。

去年秋天,万科公司在深圳推出名为“17英里”的别墅楼盘,几小时就售罄了第一期单位。其他买家竟怒不可遏,以万科将要对其他单位“坐地起价”为由,在售楼处闹事,造成数以万元计的财物损失**。两个月后,国内几位当红的经济学家,则在经济论坛上掷地有声地谴责地产商“牟取暴利”***。我不禁要问:究竟是谁在制造短缺?谁在平息短缺?那几个经济学家,显然是置经济学的基本教训于不顾的。

五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春运的火车票提价不够足****。这篇文章每年都在网上被反复争论,至今没有停止。其中一种反对观点认为,春运拥挤的解决之道,不在乎提价,而在乎解除铁路的政府垄断。而我则认为,解除铁路垄断固然最好,但不管铁路是否解除垄断,春运提价都在所难免,那是因为需求激增的缘故。

年夜饭现象,正好印证了这个观点。中国的餐饮业,是典型的自由竞争,没有任何垄断。那又如何?年夜饭还是特别贵,为什么?因为顾客如潮,来得快、去得也快。为了应付一顿年夜饭而多开饭馆是浪费,为了应付春运潮而多铺铁路也同样是浪费。在供应大致不变时,提价是最好的信号——既抑止需求,又刺激替代品的供给。朋友,这是经济学第一课。


注释:
*“资深厨师长揭开年夜饭暴利内幕,笑容里暗藏杀机”,钱俊毅撰文,《新民晚报》,2006年1月18日
**“深圳万科售楼处风波始末”,刘凯撰文,《中国房地产报》,2005年10月17日
***“众大腕包机来蓉‘打嘴仗’”,田宝峰、曾锐撰文,《成都商报》,2006年1月8日
****“火车票价还不够高”,薛兆丰撰文,《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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