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竹市五福镇富新二小的教学楼，如积木般地垮了下来，堆成了一座大坟，永远埋葬了127个幼小的生命。
“他们不是死于天灾，而是人祸！”悲愤的家长表示，这所1989年建成的校舍，充斥松散的水泥灰、少量的钢筋，完全是个豆腐渣工程。家长看到，校园内的教师办公室、宿舍，却在地震后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教学楼倒塌的外墙在基座上可以看到，是齐刷刷的切面，与地面之间没有粘合的东西，就好像搭积木一般，将外墙垒在地上。主梁的里面只有4根钢筋，水泥板中的钢筋大约只有成人小指粗。“我们自己盖房子，也不会用这么细的钢筋。”一位学生家长说。
据学生家长透露，坍塌的教学楼是在1989年建成的，1996年即被列为危房。此前，小学部是在边上的平房里上课，而这次震灾中这些平房没有倒塌。
另外一则，是“希望工程联合新浪呼吁援建抗震希望小学”（见这里）。其中写道：
中国青基会热切期望社会各界能够慷慨解囊，奉献爱心，捐建“抗震希望小学”，给灾区孩子一个安稳的家！废墟中的课堂，瓦砾中的书声，将是灾区最大的希望和未来！
在同日举办的捐赠仪式上，招商银行捐款1500万元；宝洁(中国)有限公司捐款1000万元；完美(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捐款1000万元；……著名艺术家姜昆捐款10万元；黄小勇捐款50万元，黄小兰捐款25万元；当日捐款总额超过6550多万元人民币。
两则消息，前者没有透露那豆腐渣花了多少钱，后者则没有透露集资人打算让谁来盖楼。我想了一晚：假如还是没有制度的约束，那么（第二则新闻中的）数以千万计的善款，就随时会再次落入（第一则新闻中的）腐败渎职者之手。
毫无疑问，我说的制度，我们在“制度主义时代”这里讨论的制度，不是指“写在纸上的制度”，而是指“依靠人的自私心就可以自动运行”的制度。
我问：“假如那6550万元都是我自己的，那么我会交给谁来盖楼？”
我答：例如王石，又例如李嘉诚，因为在他们身上，我清楚看到我要找的所谓“制度”——王石和李嘉诚将极大地承受自己疏忽或腐败的后果。既然如此，假如王石的私人捐款最终用于盖楼，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捐给万科？当然应该捐给万科！除非王石想用这笔钱干别的，或认为其他企业或政府部门盖的楼更可靠。不管怎样，我们这些毫无盖楼能力的人，都应该直接把钱捐给自己信得过的企业。
同样，“假如我自己再掏6550万元来办学，我会交给谁？”
我答：例如浙江湖州清泉文武学校的周清泉校长。这位武术冠军曾经对我说，他最怕晚上电话响，伸手去接电话时手都会发抖，就怕学生出事。他在校园里走，孩子们好像见到大哥一样，喊一声“校长”便继续嬉戏。在周清泉身上，我也看到了我要找的所谓“制度”。
又例如江苏翔宇教育集团的董事长王玉芬和总校长卢志文。他们两人到湖北监利作教育投资考察的时候，我全程旁观。在车里在酒店里，两人盘算来盘算去的，不是钱不是地，而是从江苏宝应到湖北监利的最短路线。当时令他们踌躇的是：假如难以亲历亲为，就只能放弃投资。在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了我要找的“制度”。
四川受灾，王玉芬女士捐款已达100万。问题是，谁能比她更懂善用这100万？我是说，是应该我们向她捐款，请她去帮助灾区重建教育；而不是她来捐款，然后交给不受“制度”约束的人去操办。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细看翔宇集团的网站，才知道翔宇竟然在地震前15天刚刚和处于后来成为灾区的学校——包括北川中学——达成了一揽子教育合作协定。也就是说，我曾经在湖北监利亲眼目睹的教育投资，我今晚期待能在四川灾区再次发生的教育投资，在地震前15天已经发生了（详见这里）：
15天前，宝应教育局、翔宇教育集团刚刚和北川中学等学校达成了一揽子教育合作协定；15天后，北川中学在地震中几乎化作了一片废墟。
2008年4月29－30日，北川羌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局局长尚勇率领该县教育考察团一行7人，长途驱车2000多公里，来翔宇教育集团进行考察交流。这个教育考察团的成员，几乎囊括了北川教育系统的全部重要领导，他们分别是是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徐正富、实验小学校长何文柯、职业中学校长李颖和教体局办公室主任罗英。
北川教体局是怀着对翔宇的尊敬来到翔宇的，他们希望通过交流和翔宇结成对口协作伙伴。按惯例，总校长卢志文首先要介绍一下学校概况，没想到尚勇说：“我们早已从大量的媒体报道和翔宇网站上，对你们做了很透彻的了解和研究了，翔宇践行的新教育实验正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我们想直接到班上听课。”
希望工程应该交给民营企业家和教育企业家操办才更有希望。谨向王石、周清泉、王玉芬和卢志文诸君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