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中国知识界还是社会大众中间，谈及对当代印度的全方位了解，大家可能不得不承认：对身边这样一个文化迥异、制度不同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们实在了解得太少太少。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是以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比较注重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而“印度模式”则是加速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向传统工业和农业的渗透与反向刺激，侧重面向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大众消费能力提升。两种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目前仍无法评判，但“龟兔赛跑”的新寓言开局似乎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印度总理
直言不讳
印度总理辛格3月底在出席伦敦20国峰会之前，接受了《金融时报》的专访。他比较了中印两国的经济前景，认为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更有可能取得长期胜利，相比之下，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则具有潜在脆弱性。“中国人拥有某些优势：但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我们的体制行动缓慢，但我相信决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
《金融时报》评论说，印度主要领导人如此直言不讳地公开发表印度与中国对比孰优孰劣的论断非常罕见。事实上，辛格总理的这番话也是针对印度国内企业家和国外投资者责难其民主政治体制实际绩效的公开回应。因为有不少印度工商界人士以及外国投资者都认为：印度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都明显低于中国，中国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迅速果断的中央决策能力与资源集中与配置能力都让印度企业家敬畏有加。
我们或许会为印度总理这番如此自信而毫不自谦的话而震惊，甚至可能无法接受他对印度经济前景好于中国的自恋式判断。然而我们可能无法拒绝印证或反驳这一论断的欲望，并且可以通过许多已经公布的第三方国际数据，来考察和重新认知这个往往被我们忽略或轻视的邻国。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知识界还是社会大众中间，如果谈及对当代印度的全方位了解，大家可能不得不承认：对身边这样一个文化迥异、制度不同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我们实在了解得太少太少。
“印度模式”的形成与推进
自1947年独立到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印度经济一直在艰难而缓慢地发展。印度实行的是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并存的混合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政府对经济计划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重视发展国有企业和重工业，限制私有企业，排斥外资。1991年印度爆发国际收支危机，政府财政赤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5%，外汇储备仅有10亿美元，只够维持3周的进口支付，当时的拉奥政府被迫实施经济改革，推出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色的新经济政策，即放松对私有经济发展的限制、加快国有经济改革、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实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30年里，长期保持3.5%的“印度速度”，到80年代提升到5.8%，9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又将增速提高到6%。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过去的四年中，印度经济明显加速，平均增长率超过8%，使印度成为中国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又一典范。
近年来，纺织、食品、精密仪器、汽车、软件制造、航空和空间、金融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2007年，印度工业增长占GDP比重为26.4%。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规模比较侧重于软件，软件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绝大部分比例，信息产业的出口主要依靠软件业。软件产业成了印度增长最快、最引人注目的经济部门，被印度人称为“旗舰产业”。
2006年印度信息产业的增长率为50%，信息产业的增长在印度GDP增长部分中所占比重达到四分之一。2007年印度信息技术和服务外包收入达到363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28%，占GDP的比重也增长到7%。2008年印度软件业产值约为850亿美元，到2010年印度信息产业的产值将接近1030亿美元，大约占印度GDP比重的20%。
改革之后，经济状况明显改善，财政赤字逐年下降，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国际收支状况持续好转，外汇储备大大增加，投资环境逐步改善，外商投资逐步增多，国民经济稳步发展。进入21世纪，印度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使其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实现了有印度特色的经济增长。
印度的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尽管仍存在相当大的缺陷，但却一直在为本国私营公司的发展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和宽松的投资环境。近几年来，印政府不断深化第二阶段经济改革，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行包括农产品[0.00 0.00%]在内的部分生活必需品销售自由化，改善投资环境，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财政赤字。辛格为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辩护，他说，正是民主政治制度使印度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自1991年以来，印度经历了4到5届政府，但没有一个政府敢于逆转我们开启的改革道路”。
2006年至2007年度，印度经济实现9.6%的高增长。2007至2008年度为应对通胀，印度政府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大幅提高利率，经济增长小幅放缓至8.7%。预计印度经济在2009至2010财年的增长率大致介于6.5-7.2%之间。
2006年，印度中央和地方全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17%，而美国和英国的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27%和37%，巴西的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也达到37%。在印度的税收总收入中，中央级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1%，邦一级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
知识经济与比较优势
2000年，当时的总理瓦杰帕伊提出印度要成为“知识大国”的主张，主旨是把握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短缺带来的机遇，使印度未来发展以面向全球的服务型知识经济为主，走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2002年，印度计划委员会在推出其《十五计划》的同时，发表了《印度2020年展望》报告，阐述了印度发展知识经济的基本构想，基本体现了瓦杰帕伊的战略主张。
印度计划委员会认为，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在由资本资源转向知识资源，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知识已经替代了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印度政府预测，下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将出现在服务业上。在未来的15年中，发达国家的低人口增长率和老龄化趋势将导致人力资源的大量短缺，这对那些能够提供技能和外包服务的国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知识经济的服务出口方面，印度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拥有一支庞大的运用英语的科技和专业人员队伍。印度高等教育发达，每年大学毕业生有约310万人，到2010年毕业生人数还要增加一倍；劳动力成本低也具有比较优势。印度从事外包服务的雇员工资只有美国雇员的三分之一甚至十二分之一。在国际软件外包市场，印度因拥有大量劳动力成本低、高素质的IT人才而被跨国公司看好，成为全球软件行业大国；印度人口结构呈年轻化趋势。到2020年，印度15岁至59岁的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35%升至47%。
印度的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比起其他发展战略，能更有效地为民众谋求福祉。
私有经济的促进与中产阶级的成长
2007至2008财年，印度GDP总值已经达到1.16万亿美元，并且在2006至2007年度印度已成为全球第12个GDP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印度仅在美国、中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但是，如果以人均GDP计算，印度的排名仍相当落后(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居世界第74位，印度居第120位)。
私有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印度模式”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印度在独立之后一直允许私有经济存在，但对其有严格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推行了旨在推动私有经济发展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改革得以进一步深化，私有经济的能量充分释放，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如塔塔集团、比拉集团、维普罗软件公司、兰巴克西制药公司等。目前，印度私有企业的产值已占到GDP的75%，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
私有企业的发展同时催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过去20多年中，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增加4倍，仅据2007年的统计，印度就有8000万个家庭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以一家5口计算，印度有中产阶级3亿人，即便挤去水分，也不少于2.5亿。这一阶层拥有持续稳定增长的购买力，是消费品市场稳定发展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主要推动力。而印度的不平等增加幅度却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印度目前是0.33，美国为0.41，而中国是0.45。
今年3月，印度塔塔公司生产的世界最低价格四门小汽车Nano正式上市，标准版Nano没有安全气囊和防抱死刹车系统，但印度政府没有规定上路车辆必须拥有这两样安全设置。1980美元是标准版的价格，如需配置空调、收音机和转向助力等要额外收费。加上车购税、公路税、保险等，买一辆Nano大约需要12万卢比(2376美元)。另外还有豪华版和华贵版两款选择。由于目前产量有限，顾客必须先支付汽车价格95%的订金。塔塔公司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提供一种在价格上使大众可以承受的交通工具，并且引领印度新时代的交通方式。
“龙象之争” 与“龟兔赛跑”
当然，“印度模式”也有缺憾，印度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相当不平衡。2006年，印度全民识字率为67%，贫困率为27%，全国仍有3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预期寿命为63岁，出生率23.5%。，死亡率7.5%。，新生婴儿死亡率为57%。。虽然印度政府在反贫困方面进行了长期而持续的努力，时至今日孟买等大城市仍有相当大范围的贫民窟存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印度在人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国民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上综合排名第128位。
印度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迟缓，不能为数额庞大的农村低技能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农村发展落后于中国，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印度社会秩序远不如中国稳定，教派的冲突不时把印度推向战争的边缘。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是以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比较注重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而“印度模式”则是加速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向传统工业和农业的渗透与反向刺激，侧重面向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大众消费能力提升。两种发展模式孰优孰劣，目前仍无法评判，但“龟兔赛跑”的新寓言开局似乎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笔者以为，事先的警醒和未雨绸缪要强于事后的追悔或亡羊补牢。“中国模式”与“印度模式”之争，将可能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经典案例，甚至有可能改写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