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经济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他们有能量巨大商团，可以“小商品大市场”地运作。
近日，参加中国民营经济高峰论坛，听到了一个新名词：“浙江人经济”。细细想来，很有道理：今天的浙人早已不再局限于浙江一域的发展，其足迹遍及全国以及世界各地，浙江经济自然而然也就走向了“浙江人经济”。大概说起来，有井水的地方就有生意可做，而有生意可做的地方，必有浙江人。“浙江人经济”着实是市场经济下全国统一大市场乃至全球化中的一朵奇葩。
显然，“浙江人经济”与“浙江经济”是不同的。前者是GDP概念，后者是GNP概念。更重要的，后者是一个地区经济的概念，前者更多是文化概念。
为什么说是文化概念?我们知道，世界上有最强大的三大金融体系，即犹太金融体系、伊斯兰金融体系以及华人金融体系。这三大金融体系划分的依据何在呢?其实不是依地区划分，也不是依种族划分，而是依文化划分。犹太人信奉犹太教，伊斯兰信仰伊斯兰教，中国人长期以来尊崇孔子，三个世界主要的金融圈也就以不同的文化归属来界定。
就文化特征来说，犹太人是最厉害的，他们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难同化的民族，在世界漂流了2500年，最终居然复国，这已经堪称奇迹。而最神奇的在于，犹太人被打乱以及被迫漂流到世界各地乃至语言都发生变化后，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并没有因为通婚、杂居以及语言问题而被其他民族或文化同化掉。犹太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在于犹太人所信奉的犹太教义，任何犹太人，只要牢记并谨守“摩西十诫”，他就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人。
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其实并没有犹太人这么强。譬如，在美国的中国人，大概第二代、第三代后就变成了“香蕉人”。不过，尽管如此，中国人的文化圈仍然很大，“华人经济圈”仍备受世人瞩目。
但是，“X X省人经济”这个词我却是第一次听说。广东人很厉害，潮汕人遍布世界许多地方，但我似乎未太听说广东人轻易谈出“广东人经济”的概念来。浙江人打出的“浙江人经济”，表现了浙江人敢为天下新的一面。
浙江人之所以敢打出“浙江人经济”的旗帜，大概有以下原因。第一，浙江人在浙江省以外的人数众多，已达至某个“数量级规模”。据浙江商会的估计，浙江省以外的浙江人总数大约在400万～500万之间(其中160万是温州人)；第二，这个巨大的在外投资兵团拥有强大的财力和市场运作能力；第三，浙江人的文化基因十分明显。浙江文化的一面是“恋家不守土，敢冒知进退，爱财不惜财”，其核心则是强烈进取、吃苦耐劳的商业品质。
“浙江人经济”正在对全国产生影响，因而不仅是浙江人的经济现象，也是全国性的经济现象。目前，全国许多地方都欢迎浙江人的到来，浙江财团亦借机大肆扩张，前段时期传得沸沸扬扬的“温州炒房团”就是其中一例。同时，浙江人非常懂得群体合作的力量，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织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商业网络。
黑龙江浙江商会的会长在中国民营经济高峰论坛的“浙江人经济分论坛”上这样向他的老乡们展开攻势：到黑龙江来吧，这里土地肥沃、幅员广袤，是浙江狭小地带不可比的；这里有中央推出的东北振兴政策，机会多多；这里有许多拥有良好设备可供购买的国有企业。他还谈到，黑龙江省过去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商贸企业秋林公司如今已落人浙江人之手。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浙江人经济现象无论如何都值得注意。一是它表明，中国经济发达省份正进入急剧的“外扩”过程，这对于全国区域经济由过去的差距不断扩大转向缩小差距具有历史意义，值得区域经济专家认真思考。二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发展到“整合”全国乃至国际资源的地步，即他们可以将四川廉价的劳力、东北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纽约的资金、巴黎的营销网络等各地优势组合起来，推动企业更加快速地扩张，这与过去企业固守一域，只能利用一地优势相比大为不同。三是不同地域的文化纽带或者说“社会资本”的力量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凭借力量。
在论坛上我开玩笑说，一个北京人和一个温州人假如一切都相同，情商、智商、德商无不一样，但这两个人的发展机会其实是很不相同的。北京人发明一样东西，他只能靠推销，做起市场来可能非常困难。但一个温州人就不同了，他如果发明一样东西，完全可以凭借其背后160万温州人强大的营销网络将产品迅速推向市场，让自己很快就成为大老板。温州人很少搞高科技，但许多人都能发大财，秘诀之一就在于他们有能量巨大的商业“放大器”——商团的力量，可以“小商品大市场”地运作。
温州人能如此行为，关键还是背后重信守诺的商业文化，这也是“浙江人经济”成功的关键。这使我又想到了“韩国人经济”和“日本人经济”。在纽约，几乎所有的蔬菜市场都被韩国人垄断，华人很难打进去。韩国人垄断纽约的蔬菜市场凭的就是“团结”二字。日本人亦如此，海外日本经济甚至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而中国人人数众多，但却易被韩国人、日本人乃至越南人各个击破，形不成“中国人经济”。
既能单打独斗，又善于相互合作，这是浙江人最优秀的品质，更值得其他中国人深思和学习。
当然，浙江人靠“人格化”的关系网络来扩展工商事业，亦有其弊。学界的批评之一，便是说浙江人越团结，意味着“俱乐部意识”越强，从而排外性越强，这会阻碍浙江人经济与其他经济的合作；此外，浙江人的人格化网络越紧密，意味着他们越难在非人格化的基础上形成信任，有可能使浙江人在扩张中过分依赖于一已的力量，从而丧失与其他人群合作加快做大的机会。
然而，瑕不掩瑜，在目前我们视线所及的这一发展阶段，“浙江人经济”现象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走出省外的浙江人在对当地经济作出贡献的同时，还“反哺”浙江本省经济。
对于“浙江人经济”对“浙江经济”的促进，温州人形象地称之为“地瓜经济”，并乐观其成。好比地瓜的秧长到了人家的地里，还向空中伸展吸收阳光雨露，但最重要的是，地瓜最终还是长在浙江人自家的地里。浙江人如此看“资本外逃”，既显示出博大的胸怀，又看出其精明独到的商业眼光。
“浙江人经济”有值得远忧的地方吗?在我看来，一是和外地经济可能产生的冲突。比如，“温州炒房团”联袂作战，也算是“浙江人经济”的一个重要表现了，可是已经引起了各地民众的普遍不满，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损害了“新浙商”的形象。二是可能引发的文化冲突。人言“浙江人经济”现象的出现，意味着浙商正在走向“新浙商”，但在我看来，新浙商的关键是“新文化”。新浙商需要将已有的浙江本地文化与属地文化相结合，就像跨国公司的本土化一样，才能称之为名符其实的新浙商。而这个文化融合的过程是痛苦的，有时甚至难免会遭遇“文化碰撞”，乃至发生文化冲突。三是“浙江人经济”的扩张需要防止将重复建设的恶习带入全国。过去，浙江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缺点就是一旦某个产品或某个产业赚钱，就会一拥而上，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显示出浙商独特创新仍然不足的积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