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这两种模式最终将走向融合，因为单一的政府企业家创新和单一的市场企业家创新都会遭遇边际效率递减的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两只手都要发 挥好作用，两手都要硬。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以提出“短缺经济”闻名于世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伫立于长江三峡的“巴山轮”豪华游轮上，向中国高层推荐他构想中的市场作用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所谓“IIB模式”，直接影响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发展道路的构想。
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取得极大成功。在过去的20余年，当中国GDP以近10％的速度增长时，俄罗斯却在1978－1998的20年间经历了大幅度的衰退，并在上世纪90年代继续以－5.6％的速度下降……
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存在着环境污染、分配不公、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但中国经济转轨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也许正是对“中国经济奇迹”有深刻印象，近几年来，科尔内也加入了国际大牌经济学家关注中国经济道路的行列，他屡屡向世人呼吁，要求他们特别关注中国的发展和改革，研究中国是否会走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市场经济，也不同于东欧转型经济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
对于科尔内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其实已经有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除了林毅夫教授撰写《中国经济的奇迹》一书，从中国由“赶超战略”转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角度进行了系统解释外，钱颖一教授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樊纲教授从全球化和改革顺序的角度、张维迎教授从地方分权的角度也进行一些解释，但系统性的解释仍不多。
在这篇短文中，笔者想谈一下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两种模式。也许，从中可以找出一些“中国经验”的蛛丝马迹。
“苏州模式”与“温州模式”之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许多地方发展模式，但在笔者看来，最主要的应该是“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所谓“苏州模式”，实际上是类似于早年日本和韩国“政府主导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是政府除了做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该做的事，比如除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外，还通过制订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来引导投资者进入，并积极参与到引导外部资源尤其是企业家资源的进入(所谓“招商引资”
或“招商选资”)。与“苏州模式”不同的是“温州模式”，它是典型的“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即主要依靠市场企业家的创新作用来发展本地经济，政府相对无为而治。
这两种模式在中国的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短短几年时间，苏州经济增长之快举世罕见。到2004年，苏州GDP达到3450亿元，悄然超过一直稳居第四的深圳；工业总产值9560亿元，占到江苏省工业总量的30％，仅次于上海；尤其是苏州的引进外资额高居各大中城市之首。
温州模式也是成功的。在过去20年中，温州从一个穷地方一跃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典范以及富裕地区的象征。温州模式对外资的依赖度小，形成了许多产业集群，而且产业链条长，当地百姓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实惠，涌现出大大小小的老板并走向全国各地(温州之外的温州人达200万人)。
对于两种模式的比较，有学者提出：“温州模式往往打通了产业的上下游，有自主品牌，苏州模式只是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的加工链条，中国其它区域经济应该学习的是温州模式，而不是苏州模式！”其实，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发挥市场和政府两种资源、两只手的作用，两者不可偏废，温州模式依赖于市场企业家创新，苏州模式依赖于政府企业家创新，从本质上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非矛盾关系，因此大可不必厚此而薄彼。
但是，对于其他地方以及希望从中国学习成功发展经验的国家，真正需要分析的是两种发展模式所依赖的条件及自身的实际情况。
引进发展型的“苏州模式”
从中国大多数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则必须承认，尽管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于当地经济举足轻重，但中国大部分的地区都缺乏温州那样的传统的商业文化传统，缺乏雄厚的“社会资本”，因此要模仿温州模式，靠民营企业来发展本地经济事实上有一定的困难。在中国，以笔者的调查所见，除了广东的潮汕地区、福建的晋江、福清地区等企业家资源丰富、商业传统悠久的地方外，很难找到堪与温州相比的地区发展案例，表明这一模式的推广和复制难度较大。
相比之下，苏州模式是典型的引进发展型，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可以说更加易于操作，易于模仿，易于复制。
我的老家江西过去一直贫穷落后，但在过去四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1－2004年，江西的GDP和财政收入分别增长了202％和175％，几乎重建了一个江西，其增速高居中部地区之首，尤其是在引进外资方面，江西超过了东部的福建和天津，与北京市相当，位居全国第九并居中部地区第一，俨然成为中部崛起的领头大省。江西历行发展的模式正是典型的“苏州模式”：政府创新先行，制订正确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打造一流的招商引资环境、在本地企业家资源不足、发展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靠“引进发展”突围并实现经济腾飞。
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和常务副省长吴新雄此前分别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和无锡市委副书记，是得到公认的典型的管理型、创新型的政府企业家。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都谙熟市场制度的重要，却不太清楚市场制度不成熟时如何运作，谙熟企业家的重要却不太清楚在企业家资源不足时该如何运作。所以，转型经济学家们值得研究的中国许多地方发展成功的一大经验就是：不机械地等待市场制度的成熟，而是在市场转型中注重发挥好政府企业家的作用；不机械地等待本地企业家的涌起，而是通过招商引资发挥外地企业家的创新作用进而撞击培育本地企业家，从而在市场和政府均不太规范的情况下，最优地发挥好“两只手”的作用，避免市场转型过程中经济的衰退，赢得市场转型期地区经济的发展。
追问地区创新的机制
如果把过去20余年中国分省经济增长率，与全世界其他有数据的130个国家的增长率进行比较，不仅中国全国的人均GDP增长率排位第一，中国的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也都名列前茅。正是有了中国各个地区的创新和增长，才有中国经济的奇迹的出现。
追问地区创新的机制，当然在于地方分权和地方竞争，对此，张维迎教授的文章曾有精彩的说明。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地方竞争事实上还提供了政府企业家信息充分显示的机制，更有利于政府企业家脱颖而出，并可望在更大的舞台上一显身手，从而更大程度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2004年10月，曾先后担任苏州市委书记的陈德铭和王岷出任陕西和吉林两省副书记，后者并被提名为省长候选人。如果从苏州干部派出区域结构来分析，陕西和吉林分别处于中国的西北和东北地区，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希望所在。此次干部调任，表面看是苏州地区政府官员输出，实质上是苏州经验在全国区域经济的一次扩散。
笔者认为，在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但企业家并不就是市场企业家，也包括政府企业家，即敢创新、善创新的政府官员。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市场制度尚不完善的时期，注意发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的作用，发挥“政府企业家”的作用，让那些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去抓一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工作，输出先进的宏观经济管理经验和观念，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失为改变落后地区面貌的一记高招，其效果在实践中远胜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输血”以及制订几条优惠政策。
春节期间，笔者赴贵阳市白云区进行调查。这个地区交通和基础设施并不十分便利，但该区领导十分能干，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若干大项目后，2004年该区人均GDP已达到3500美金，远远超过国内平均水平，在西部地区相当少见，再次印证了“苏州模式”的威力。苏州模式在偏远山区况且能扎根和发挥作用，为什么就不能在条件比较好的其他地区推行呢？
“第三条道路”的未来
笔者肯定温州模式，同时推崇苏州模式，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模式是一种终极模式。事实上，“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这两种模式最终将走向融合，因为单一的政府企业家创新和单一的市场企业家创新都会遭遇边际效率递减的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两只手都要发挥好作用，两手都要硬。
在苏州，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因而影响招商引资的困窘，出现了产业链条短、当地百姓得实惠小的困窘，这使得许多地方在大力学习苏州“引进发展型”的模式外，更加注重“创业发展型”的温州模式借鉴。而在温州，民间创业热情虽高，但对发展环境不很满意，风行20余年的温州市正在主动转型。如，政府实施了“一港三城”新战略，又打出“百项千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全面吸收资本要素回流。2005年2月，春节后的温州在第一个大会上宣布“一号工程”启动：县市和有关机关负责人签订2005年的招商引资目标责任书，要求实际利用外资要增长50％。以上这些做法岂不是“苏州”的厉害？
“苏州模式”向“温州模式”转变的关键是推动民营企业家的出现，打造民营企业，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温州模式”向“苏州模式”转变的关键则是塑造强势政府、加强规划、战略引导以及主动招商引资，发挥好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放眼全球，在发展过程中将两个模式一开始就较好地结合起来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竹工业园区”的发展。只是限于篇幅，在此不作介绍，且容以后再述。
“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推动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经验说明，科尔内市场作用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思路没错。但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要有某种类似于中国“中庸”文化式的智慧，不走极端，不偏废一头，不墨守成规，不急于求成，有市场资源优势则发挥市场的优势，有政府资源优势则发挥政府的优势，能够利用自身优势则利用自身优势，能够利用外部优势则利用外部优势，真正在约束条件下寻求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制度创新，而不是为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