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全球化狂飚突进的时代。在中国加入了WTO后，全球自由贸易的人口比例已上升至80％以上（GATT／WTO，1995），而投资与金融的自由化更是迅猛。但是，谁能说得清楚：我们现居身何处，我们将栖身何方？
对于全球化及其影响，有人总结了四种不同的理解（洪朝辉，2001）。一是新马克思学派或称新左派（Neo-marxists or neo-left）。在他们看来，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帝国主义化、西化和中世纪主义的复兴，代表着反动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则将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二是新自由派（neo-liberals）。他们认为，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可实现"多赢"。三是怀疑全球化派（the sceptical thesis，简称"怀疑派"）。该流派与众不同的看法是，所谓"全球化"只是一个"迷思"或"夸张"，20世纪末的全球化既不是史无前例的，也不是全球经济、市场、金融的更高程度的一体化，相比19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的真正全球化差之远矣，其区域化趋势甚至是反全球化的。四是转型学派（the transformationist thesis）。这一派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过程，无法预测其发展方向和它所要建构的世界秩序，但显然已成为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
在上述四种理解中，我一向认同的是第三种，近一年来，特别是“911”后则越来越倾向于第四种。在我看来，全球化可能改变的东西、改变的幅度大大超出预料，远非“乐观”和“悲观”所能简单概括。
相信全球化一定会带来历史上最强大的解构，颠覆今日的文明，即使是今天世界上的最强者也不例外。最近，读理查德·隆沃思（Richard C. Longworth）的《全球压榨：第一世界国家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文本译名为《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于此深有体会。书中用了相当篇幅来谈论全球化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冲击，可从中略见一斑。
中产阶级是所有想了解美国的人们必须弄清楚的一个“文化”话题。美国有80%的中产阶级，一般认为，只要身为美国人，就几乎认定自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美国凝聚和团结的核心，也是他们身份的表现，虽然常常只是诺曼·洛克威尔笔下的凡夫俗子，却是美国梦的真实本性，是“美国世纪”的真正主宰。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使美国区分于上流社会、工作阶级和下层阶级分野明显的欧洲，也让许多美国人看不起欧洲。
不过，美国中产阶级更多的是一种观念，而不是在于财富。在美国，餐厅服务生、工厂工人、老师、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都可以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美国中产阶级的观念涵盖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梦想、共同的文明，其精神包括追求社会安定、宗教包容、家庭完整。在美国这样一个包含多民族、教义和历史的国家，正是中产阶级的观念向各个形形色色的群体提供了目标，使他们能够凝聚共识，拥有共同努力的焦点，使美国能够成为人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度：这种广泛定义的中产阶级为美国政治带来稳定，不像其他注重阶级的国家，因意识形态变动而纷扰不已；另外，由于有80%的人口属于同一阶级，美国因此得以保持政治的平衡。
美国中产阶级与经济乐观主义密切相关，或者说经济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根基。按中产阶级的宽泛定义，任何人只要有能力过安适的生活、支付各种生活费用，还有余钱做一些休闲娱乐，都可以称为中产阶级。全世界各国的移民涌到美国是为了工作，为了得到安适的生活，买一栋房子，拥有一辆汽车，而这个国家则从不让他们失望。归根结蒂，富足自得造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其乐观天性正是根源于经济乐观主义。
但是，历史还会按部就班继续下去吗？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风流是否会被雨打风吹去？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按隆沃思的分析，全球化风潮带来的经济冲击，正使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产生分裂。不是分裂成两部分，而是分裂成三股。
第一股是亲身经历了美国梦，现已垂垂老矣的传统中产阶级。他们在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在美国有史以来经济最繁荣的时期成长、成家，很早就买了房子，顺利养大孩子，终生拥有安稳的工作。在他们眼中，生活就像一列火车，他们只需上车，就可以到达理想的地方。这些中产阶级生活富足，浑身散发着安全感、信心和宽容大方。他们或许是历史上的异数，刚好碰上了美国的黄金年代。他们的中产阶级价值，形成了美国看待自己的方法，而且到现在还以此自许。
第二股中产阶级是他们的子女，受骗的一代。这些人在舒适的环境中生成，在越战闹得最厉害的60年代成年，大多数仍秉持旧式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他们自幼即认为经济会持续扩张，为社会带来稳定繁荣、结果碰到的却是企业裁员、全球竞争，以及恐惧。他们有许多人原来担任待遇优厚的中级管理职务，现在却碰到裁员，很可能再也不能恢复原有的地位。他们习惯了富足的生活，现在却可能永远失去这种生活。
第三股中产阶级是现在才成年的焦虑的一代。他们比上一两代的人更难找到以及保住好的工作。即使谋得差事，也买不起房子，无力结婚、生子，至少无法像父母那一代人那么早成家立业。事实上，他们发现自己可能成为历代美国人中，第一批生活比不上父母辈的世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接受生活的不安定和缺乏保障，而且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拥有富足生活的玩具，如录相机、健身房会员证、高级咖啡。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富足表征，如房子、积蓄或社区地位。
在隆沃思看来，如果最初的中产阶级是搭乘火车一路平安无事地抵达目的地，新的中产阶级似乎是被困在巴士上，在同一条路线上辛苦地来回奔波。换一个比喻来说，老中产阶级正像搭电扶梯一样，只要往上面一站，就能够顺顺当当往上爬。新中产阶级还是可以向上爬的，可是他们用的是梯子，有人爬得上去，有人却未必，还有人则必定被卡在中间。
美国在里根上任之初，美国的工作机会外流、贸易赤字飞涨，电视制造业整个地流失，钢铁业日薄西山。但人民把这一切归咎于管理者的无能、政府的管制失当以及工会的过分保护工人。很少人意识到美国正遭受到全球化的突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教育和技术水准最低的劳工的薪资开始下降。到80年代，随着科技兴盛，服务业工作逐渐减少，教育和技术水准稍高的员工待遇也逐渐走下坡路，被迫和没有技术的工人争夺最低劣的工作。僧多粥少致使待遇越来越差。到了90年代，尽管就业率指标良好，但除了最上层20%的“科技贵族”外，美国劳工的薪资不是减少就是毫无增加。
1947年到1993年美国中间家庭所得（193年美元）
年份 中间家庭所得*
1947 18，099
1967 31，579
1973 36，893
1979 38，248
1989r** 39，696
1992r** 37，668
1993 36，959
增减金额
1947-1967 13，480
1967-1973 5，314
1973-1979 1，354
1979-1989 1，448
1989-1992 -2，028
1989-1993 -2，737
*所得包括一切薪资、自营业所得、退休金、租金、政府现金补助及其他现金收入。
**为根据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修正后的数字。
资料来源：美国普查局（1993）以及未公布资料。摘自Mishel and Bernstein的“美国工作现状”。
本来，中产阶级一向是美国最强大的社会支柱，可是这个阶层正遭受全球化经济风暴的无情凌迟。中等家庭之所以还能大致维持原有的所得水准，只是因为有数百万名妇女返回职场。人民的家庭所得、安全保障、生活水准、对生活期许的差距愈来愈大，“民众对个人财务空前的缺乏安全感，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社会现象”，严重的不平等，挥之不去的不公平感受和一度凝聚着美国人责任的社会契约的瓦解，使美国社会眼眼看就要失衡。
对于全球化狂飚突进的90年代，局外人看美国，看到的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竞争力的增强，管制放松成功的典范，克林顿政府也总是喋喋不休地夸耀为美国创造了1350个工作机会，但是，“美国人民看到的却是社会和生活失去稳定”：无情的经济刀斧在工厂发威，伴随而来的则是令人心惊肉跳的裁员以及人的自尊在瞬间粉碎无遗。90年代的美国人，绝对比50年代的同胞拥有更多、更新奇的物质享受，可是他们却不像以前的人自觉那么有福气，那么安全，那么有信心。马克说：“家父28岁的时候，就靠着一份收入买了1栋全新的三间卧室的房子。现在我们2个人有2份收入，却只买得起3间卧室的旧房子。一直到去年，我都已经36岁了，才把学生贷款还清。在我这个年纪，家父已经有4个孩子了。”
经济全球化的实施过程看来是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利润的追求使跨国公司和大商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可以使企业利润迅速扩大化。相对于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选择性却远没有企业家和资本拥有者那么多。过去，美国工会的力量强大，而现在，只要企业主放出风声，可能移居海外，无论是工人还是工会都会老老实实。
显然，美国的中产阶级正面临日趋贫困化问题，进而带来对美国社会的长远影响。对此，我的一位美国朋友曾有一番政治经济学式的论述。美国的两大执政党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其中，共和党是富人党，主张对企业和投资人减税，以促进企业和投资人将更多的资本和赢利投资到新的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而民主党在政策上更倾向于贫民，以增加贫民福利和教育为口号，更倾向于让让贫民减税，变相杀富济贫，让社会更稳定。在美国历史上两党执政的时间几乎相当，共和党执政的时期略为长一点，其实从根本上看，两党执政和美国的经济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经济衰退的时候，民众失业率高，大家都希望企业家投资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繁荣一段时间后，大家就又希望不要过度的贫富分化，帮助贫民以稳定社会。这样一来，两党执政就都有了可行的基础和必要。美国人民今后的选择朝什么方向转，应该可以从中找到蛛丝蚂迹。
深层的问题还在于，绝大多数的人会成为输家，但民主政体却注定是由多数统治少数。因此，除非西方国家的民主政体灭亡，由市场统治一切，形成全球经济寡头政治，否则，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就有可能沦为输家独裁，其结果不仅摧毁全球市场，连过去半个世纪辛苦建立的国际贸易及合作都有可能不保。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世界的人民都获得最高的生活水准。经济利益和福祉因为市场经济而急遽扩大。没有一个国家想要放弃市场，断绝对外贸易，或是像“勒德派”一样去疯狂反对一切科技。但是，当革命可能革到自己头上时，反对全球化的浪潮便宣告出现。这在美国的中产阶级中已相当明显。在那里，人们高呼抗议口号，警告任由市场一意孤行，战后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福祉可能销蚀殆尽；就连热心拥护全球化的人都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身受全球化之害的人会远多于享受其益处的人，由此导致社会分裂，“少数的知识员工以及其他广大民众之间，会出现新的阶级斗争”（管理大师德鲁克）而1996年参加总统候选的布坎南则干脆提出“把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并得到民众的欢呼。
历史车轮究竟驶向何处，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