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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摩擦与“春秋战国”游戏


  有眼光的美国人最早地指出,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不是苏联成立和苏东解体,而是中国崛起。而在笔者看来,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崛起意味着全球新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到来。

  中国的发展成为全球的机遇,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凌厉的摩擦呼啸而来。

  今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增势很猛。可近几年来,中国也曾出现过突如其来的逆差。2003年1月份,中国的原油进口猛增了836万吨,增幅达77.7%;另一方面油价暴涨,进口均价足足上升了51%。两方面一齐发力,中国白花花的真金白银水般地向外流泻,一月之内竟比上年净增11.1亿美元,当月惊现12.5亿美元贸易逆差,为1996年以来所从未有过。

  中国进入国际摩擦时代的判断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环境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为此中国需要新的应对。

  在已经过去的2004年以及当前,中国的国际摩擦有增减,可以说实践进一步印证了有关中国国际摩擦的分析和预测。如,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所遭遇的经济诉讼与贸易争端继续高开高走,当许多人的视线还停留在人民币汇率的国际争论中之时,却忽视了2004年中国人遭受了一年多达49起的国外对华反倾销立案,这已是我国连续第9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受害国。

  这一年中,中国还遭遇了历史上首次反补贴立案调查。同样是这一年,国外对华发起的特别保障措施多达16起,其中美国针对我国木制卧室家具发起的反倾销案成为我国入世以来涉案金额及涉案企业最多的案件;甚至于中国企业联想对IBMPC部的购并,居然还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调查和介入……

  与此同时,以“和平崛起”为目标的中国的应对也开始浮现。

  最近,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国际摩擦进行阐述冀志刚指出了中国要以开放的姿态应对国际摩擦,特别是要更快地熟悉民主国家的游戏规则,更熟练地与世界主要大国打交道,以此来应对不断加剧的摩擦。贾超指出,“对立与冲突”始终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旋律,大国关系史是一部充满矛盾斗争的历史,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大国之间或大国代理人之间的血腥战争。

  不能否认这种思考的片面深刻性,但这一分析的缺陷是没有看到:冷战后的全球化与市场化相伴随,而市场经济模式乃是一种共赢的分工与交易模式,而不完全是历史上大国战争之“分工与冲突”式的零和博弈模式。

  今后的世界,到底是“分工与合作”为主流,还是“对立与冲突”为主流,尚需观察。笔者相信,中国既要有“对立与冲突”的思想准备,但更要有“分工与合作”的新思维。只有在新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下才可能处理好新出现的国际摩擦问题。

  刘军宁精辟地指出“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只可能摩擦”的命题,并对恐怖主义进行了分析。他的看法与秋风的“摩擦时代的制度避险之策” 不谋而合。我相当认同秋风的分析:大国在拥有实力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国如何恰当地利用这些实力。国家主义和宪政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政治架构,既决定了国家实现强大的途径,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既有强国、各个大国的关系。

  按此分析,不言而喻,中国要应对国际摩擦,不仅要运用经济手段,预备其它手段,更要积极地推进宪政转型,以政治空间换取和平崛起的经济空间。但我也还想指出的是,将中国对于国际摩擦的复杂应对完全诉诸于宪政转型是过于简单了。

  徐友渔的文章《21世纪的中外关系:文明冲突是否来临?》将中国的国际摩擦置于亨廷顿式“文明冲突”的分析范式下来进行考察。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以文明的冲突来解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不协调是似是而非的,中西方文明冲突根本上就是一个伪问题。他同时认为,当前的冲突并非文明冲突,一些国家对我国的纺织品出口设限,对某些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这是国家之间十分普遍的问题和摩擦,是正常现象,中国和西方国家有文明差异,更有文明共识。他的这些观点反映出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和西方未来关系的独特视角和乐观预见。

  尽管有如此众多的高论,但非常明显,中国国际摩擦作为一个伴随中国崛起的话题的讨论还还远远没有穷尽。中国将更加关注这个世界,更加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更加关注如何参与新的“春秋战国”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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