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终结了吗？
新望：这两年，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改革“改完了”的议论。我有一个感觉，人们多年来对改革形成的共识正在边际递减。
为什么说“改完了”？就是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所以转轨也就初步完成了，改革当然也就改完了，主管改革的“国务院体改办”这个机构自然也就撤并了。
还有的人认为“改不动了”，是看到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再改可能要碰到坚硬的石头。有很多体制内的精英、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看法，起码是认为经济体制这个层面的改革已经结束了，告一段落了。
另一种“改偏了”的议论在去年由“郎顾之争”引发的争论中甚至上升到对改革大方向的质疑。
所以我现在有另外一种担心，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是否会搞成一个“半拉子工程”？
赵晓：“半拉子工程”如果只是一时的情况，问题不大。因为改革在某一时期进程放慢是正常的，怕就怕变成了“烂尾楼”。比如，通过“部门立法”等办法来保护既得利益，防范别人对自身进行改革。
对知识分子来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利益和风险的权衡非常复杂。如果不能证明改革的收益将大于成本加风险，则不敢擅言改革。至于说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已经完成，恐怕没有几个人相信，比较多的共识叫“初步形成”。对老百姓来说，如果改革不能给自己带来实惠，这个改革当然不需要改。
但我不认为改革已经终结。恰恰相反，我认为改革正酝酿新的突破。人们对现实不满，对“改革”有意见，不见得他就不支持改革，只能表明他内心深处渴望着“另一种改革”。比如说，农民兄弟可能正盼望着真正的土地改革。他们上访、保卫土地、爬上塔吊，其实是在表达“另一种改革”的渴望。
除了内在的改革压力，中国外在的改革压力也很大。当年中国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周边地区的崛起。现在，周边地区的改革和发展又升级了，我们稍一大意，就有可能大大落后。比如，印度搞了民主化不太成功，现在开始搞经济改革，增长速度比我们还高，俄罗斯几乎完成了各个领域的主要改革，韩国则成功地实现了宪政转型，在我们鼻子底下通过宪政的方式进行政权的和平、有序的更迭。
今后“（经济）一俊遮百丑”将不太可能了。一则俄罗斯经济借石油涨价突飞猛进，前景越来越看好；二则印度经济也借改革开放迈开了大步，其经济增长速度可望持续；三则越南的改革和发展势头也都非常好。可以说中国可以骄傲的本钱已经不多了。中国必须通过加快改革形成新的国民认同和国际认同。
所以，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的情况看，都绝不能说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尽头。关键是怎么改的问题，最重要的则是要重建改革的动力机制。
“内部人主导型改革”
新望：改革的动力是利益诱导，这很重要。但这个动力在有些行业改革和基层改革中，是很可疑的。有些改革，我们看到的是部门利益的膨胀。在财政比较富裕的苏南一些县级市，仅一个车改，财政都无法支撑了。现在一些基层政府对企业的审批更多了，收费更狠了。为什么？个别基层官员说，原来都是公有制企业，政府有义务提供服务，但现在改制了，都成了民营企业。我们凭什么？
赵晓：“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这个概念可以概括你刚才所说的部门改革和基层改革中的现象。
“内部人主导型改革”现象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比如，各个部门纷纷立法保护自己的权力就是典型的“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法制化繁荣一时，其实完全是与法治化（rule of law）背道而驰的巩固权力的“霸王条款”。再比如，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过去基本上由国企领导人说了算，顶多再加上地方官员，实际上是怎么有利于内部人的瓜分就怎么来。这样的改革当然不会有普通员工的好果子吃，当然不可能让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起来。
这种“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实际上成为中国“权力资本化”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光谈为什么老百姓没有得到好处，为什么改革改不动，却没有注意到公共改革的这个蜕变过程，那么我们还是没有看清中国改革，也不能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寻找到出路。
新望：“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导致改革参与度低，政府容易自我膨胀。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是，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中美财政支出比较中发现，中国财政支出项目最容易膨胀的项目是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经济建设，中国占财政总支出将近50%，美国占17%，而最不容易膨胀的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只占25%，这些恰恰是社会所需要的。相反，美国最容易膨胀的是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这一块，占75%，因为选举压力大。
赵晓：事实上，实践证明，“内部人主导型”改革不太可能导致政府服务的根本改革。
所以要转向有广泛民众参与、有广泛民众利益表达的改革，后者可以称之为“社会参与型改革”。
中国改革需要再出发！已经20多岁了的改革方式必须尽快“升级换代”，甚至改革本身也要改革（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纠偏）。就像产品需要不断创新、升级换代才有竞争力一样，改革本身也需要进行动力系统的重建。
我们知道，两个坏人在一起打架，比只有一个坏人要好，至少“霸王条款”是出不来的。国企改革，如果内部人说了算，后果可想而知，现在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参加进来，它就开始对内部人形成制衡，就可以制约它一下。这就是一种进步。改革的公平性要比过去大大改善。如果再进一步，让企业职工也参与到改革中来，规定改革方案必须多少员工同意才能通过，甚至让其他相关利益者以“听证会”的形式参与。改革岂不是变得完全不同？
股权分置的改革要求非流通股东提出的股改方案一定要经过流通股东的同意，这也是改革由“内部人主导型”转向“社会参与型”的一个范例。
“社会参与型改革”还能有效地解决“改革风险共担”的问题，或者说是“改革压力分担”的问题。因为可以让许多的部门、许多的地方、许多的机构、许多的组织，许多的利益主体都有一种改革的压力，而不是所有的改革压力最后都集中在中央政府。为什么过去地方有改革的压力呢？因为地方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有GDP增长的压力，这等于把改革的压力让它分担了一部分。现在GDP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这一点要修改，但地方分权、竞争，这一方向是对的。
向社会放权
新望：有些人对分权导致的建设性力量看到的比较少，而对分权导致的破坏性力量、掠夺性力量看到的比较多，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企业家，或者说民营企业主阶层。在学界，一些学者对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套话语不满，但新的逻辑又建立不起来，于是就开始沿用“革命”“阶级”“造反”等过时的语言和逻辑来对待现实问题，这种“思潮复归”比“体制复归”走得更远，更值得注意。
赵晓：回顾中国经济改革，最成功的其实就是给地方分权，进而形成地方参与的改革竞争。但是我们说这个分权做得很不够，不仅应该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还应该把相当一部分的权力下放到社会，下放到企业的员工，下放到工会、农会这些组织，让他们能够在制度创新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为此，政府要鼓励建立各种各样的中介组织，比如说维权机构等。我是一个农民，老实巴交，我不知怎么维护权利，但可以委托村委会给我办，委托中介组织给我办，这样做就像人们寻找律师和会计师来帮助那样简单。如果是这样，改革就会建立在程序更加公平的基础上。在这个制度创新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就会迎来一轮新的升级换代的改革。
其实改革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很大的空间，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所有的改革都很难。有些改革当然很难，但有一些改革其实并不那么难。关键是看你真的想改革，还是想通过控制改革为自己谋利益。
新望：改革的趋势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拉动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越来越向高端走。
赵晓：高端的改革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宪政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在这之前分权格局的形成，资源和力量的相对均衡、民众宪政意识的形成等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力量和资源的均衡，没有新的宪政意识，那就只能持续地出现“霸王条款”，而其他人手里没有任何资源去和人家对抗，只能认命，或者通过颠覆游戏规则来个“鱼死网破”。只有资源变得分散了、权力变得分化了，内部人主导改革的情形才会相应改变，真正的新制度才有可能出现。
在体制的高端进行改革，政府管理的改善是有利于改革的，而最关键的仍然是形成资源和力量的均衡。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让多元博弈的主体处于相对比较公平的博弈地位，而且尽量保证合理的博弈程序，这同样会改善改革的效率，同样可以改善改革的可接受性，或者说它的合法性、权威性。
新望：在地方，没有多元博弈，只靠一元推动，就算是出发点很好的改革，可能也会出问题。比如江苏苏北有一个仇和，他的改革引起很大的反弹。
赵晓：改革者改革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是为了民生，但他们没有很好地尊重民权。这样的改革，其成果很难保证。
新望：讲到对改革未来判断的时候，我觉得邓小平同志1984年提出的改革至少要进行50年是一个说法，再一个可以参照的判断，就是WTO允许中国未来还有15年的非市场经济过渡期。这后一个说法主要指经济体制改革，而小平同志1984年讲的改革需要50年，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
赵晓：小平的这句话现在应予以重申。改革以50年为界，现在可说进入到改革的中间阶段，也是最难的“攻坚”阶段。改革还有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如资源的定价机制问题、投资体制问题、金融体制问题等等。
有理由相信，在矛盾的重围中，通过“社会参与”的办法寻求“和谐改革”之路不仅可以拯救改革，而且可以为中国崛起打造新的发动机。
威权推进的浪漫主义改革时代已经结束，内部人主导型改革无法前行，“社会参与型改革”时代即将到来！相关利益主体公平参与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变革的动力所在，其本身就是社会体制变革的重要内容。
以后的中国人终将发现，发韧于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只是一个起步，最终朝向的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经济、法律、政治及社会保障的基础设施框架，完成伟大的文明的转型与复兴。这一转型的三部曲是市场转型、宪政转型和文明转型。
新望：也就是让中国成为一个新的文明国家。
赵晓：是的，通过中华文明的转型实现“中国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