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近日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和以色列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以表彰他们在促进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人云，经济学是惟一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被视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经济学何以如此重要？
“希望工程”有一句叫得很响的广告词是“知识改变命运”。如果说“知识改变命运”，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思想改变国运”。也就是说，不仅科技能够使一个国家受益，思想甚至更能影响一个国家的进步。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提供的丰盛的经济学思想，可以说已经影响了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的好几代中国人，大大地使这个从古老文明中摇摇摆摆走过来的国家深受其益。
中国的希望在世界，黄土文明的希望在于蔚蓝色文明。这是上个世纪一个万人空巷的电视政论片中的一句话。这个片子还直接引用经济学家们的话来表征这一点。现在回想一下，没有市场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不知道还要落后多少年，中国是决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的。
在现代经济学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中，亚当•斯密无出其右。但是，亚当•斯密的思想又是通过马歇尔、凯恩斯等一大批杰出的名字来传递的。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思想，便是得到承认、业已成为主流的“可靠”思想，他们的思想尤其是“新科状元”们的新思想自然而然地成为高校师生追逐的对象，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也成为自上而下中国官员们吸收的营养。
以我的一孔之见，影响中国人最早也最大的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萨缪尔逊。这位号称“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的天才人物，用他的各个版本的《经济学》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思想。他主张的以市场经济运行为主体，同时施以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的新古典主义“混合经济”思想，至今仍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以及中国经济政策制订的主导。另外一位可与萨缪尔逊相提并论的经济学家是弗里德曼，这位更看重同行而不是诺贝尔奖委员会评价的矮个子犹太人经济学家将他彻底的自由主义思想烙印打在了整整一代中国经济学家身上，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不至于在宏观调控中将凯恩斯主义变成计划经济。
在中国，思想影响可以与上述两位大家相提并论乃至影响更深的另外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科斯。他的产权理论、交易费用思想几乎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时尚的代名词。不懂科斯，在那时便是经济学思想已经落伍的象征。
很显然，能够跟科斯、萨缪尔逊和弗里德曼们一比仍有其人，那就是同样富于巨大思想影响的哈耶克。这位奥国学派的杰出学者，永远都会是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心目中的顶尖偶像。
萨缪尔逊、弗里德曼、哈耶克、科斯，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照射着中国的天空，让中国人从几千年的天体循环中走向新的纪元，从计划经济一穷二白的困境中走向市场经济来自竞争的繁荣。
除了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外，几乎所有其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同样给中国人的头脑带来智慧，带来供养。例如，纳什等人开创的博弈论让中国人明白了经济学不仅是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学问，而且是洞察人类行为的学问，是选择的学问。斯蒂格勒、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等人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让中国人明白了信息常常是不完全、不对称的，信息的获取是有成本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人不偷懒以及让人说真话是需要完善的机制的。早年，刘易斯等人创立的发展经济学一度在中国流行，很快让中国人明白了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主要特征，无限劳动力供给条件下的中国只能走比较优势的道路，发挥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宏观经济学方面，卢卡斯等人的基于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和商业周期的研究，则警告中国人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千万莫破坏了经济本身的自我运行作用。而近年来卡尼曼和史密斯等创立的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也正在开始对中国人的营销行为、市场行为产生影响。
显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人的经济思想和财智的确有了天翻地覆的进步。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人，对于经济发展很少有人知其真谛，即使是盗取市场经济“普罗米修斯火种”的中国人，其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思想与智慧也知之甚少，更遑论能够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去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然而，现代熟悉经济学理论、会使用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并懂得如何去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人已经比比皆是。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关键的问题是教育群众。但我有时候会倒过来讲这句话：“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官员”。可以说，官员能否懂得现代经济学思想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进步的步伐。而在这方面，中国有其他值得庆幸的地方。过去，中国的地方官员只是官员而已，而今天的官员中，懂经济的专家型官员、研究型官员越来越多。我到许多地方去调研，感受最深的就是，如今中国各地的干部，无论是其经济学的知识积累，还是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操作本领都变得今非昔比。去年过年前，我曾经听过江西省常务副省长吴新雄先生的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介绍江西的情况与发展思路，不带讲稿，一气呵成，逻辑严谨，思维清晰，俨然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同时又像是一位老师。
据说当年小平讲过，政府官员中，有的是真懂经济的，有的是不懂但能听懂的，有的则是听都听不懂的。小平时代的中国官员，看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文章的估计凤毛麟角，而今天的中国，不仅诺贝尔奖得主的书广泛流传，而且诺贝尔奖得主们还跑到中国来侃侃而谈，中国官员中没有读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著作，也不知道其思想的官员（尤其是财经官员）一定少之又少，而懂经济的官员我想像中可能超过了三分之一，至于听得懂的则至少会在一半以上，那些听不懂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已经快要在激烈的“政绩”竞争中淘汰完毕了。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比印度等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比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在一段时间里转轨得更成功一些？我个人始终认为，分权导致的地方竞争，地方竞争导致的懂经济、会发展的“政府企业家”的作用是“中国经验”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其中不可忽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思想“进口”的作用。
马克思曾经说过，股份制的发明是管理学中的思想革命，堪比于科技革命中的划时代的“蒸汽机革命”。很显然，一个社会要进步，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进步，首先更要有一个较完善的资源配置制度。而要建立起这样的资源配置制度，经济学的思想与科技思想可以说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所有那些创新经济学思想的经济学家，便是与创新产品的企业家同等重要的企业家。
(作者系国资委宏观战略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