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速经济增长被断定为“过热”时，投资便被认为是过热的根源，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便成为政府眼中之刺。
新近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并完善宏观调控。这意味着：第一，政府仍然担心经济过热，所以宏观调控的手不会放下；第二，宏观调控要逐渐从行政调控、产业调控乃至“微观调控”更多地转向依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
一般来说，宏观调控更多针对的是总量失衡。但面对中国诸多严重的失衡，如收入分配的失衡、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失衡、公共管理与市场化的失衡、投资与消费及外贸间的失衡、垄断国企与竞争性行业的失衡、制造部门与金融等服务部门竞争力的失衡、城市和农村间的失衡乃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划分上的失衡等，“改变失衡”成为2006年各项政策走向的关键，甚至宏观调控也偏离了经典意义，而成为纠偏的一部分。
房地产：平衡的关键
众所周知，本轮经济的发力始自2001年，随着2003年以来经济过热，宏观调控如影随形，迄今为止业已经过三个阶段。到了2005年，宏观调控在相当程度上演变成房地产调控，即通过土地供应减少以及房地产信贷的紧缩来打压房地产投资。2006年，宏观调控虽然在多方面（货币政策、税收等）有所动作，但总体上说起来，房地产调控仍是这一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政策举措。
对于房地产调控，国外经济学者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对一个产业的调控也可以称之为“宏观调控”？对此，需要从失衡中国的角度去理解。众所周知，经济增长靠的是消费、投资与外贸三驾马车，这三者之间应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通常，在发达国家，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在中国扮演主动力的是投资。应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因此这样的差异有合理之处。然而，当高速经济增长被断定为“过热”时，投资便被认为是过热的根源，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下游制造业与上游原材料供应之间的不平衡便成为政府眼中之刺。控压投资、提高消费、稳定外贸成为宏观调控的选择。
在投资诸领域中，增长既高同时产业带动力又强的房地产投资又被认为是引发投资过热的根源，再加上社会各界对房地产的非议尤其是泡沫的指控，房地产调控就此成为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关键。当然，如果放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许会通过总量调控特别是利率调控的办法来减少房地产投资并防范资产上涨，但在中国，政府一者怕利率的调升会伤害其他利润率较房地产低的行业，二者怕一刀切的政策导致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其结果，便采用了政府最为熟悉的行政方法，当然也采用了一定的货币政策及税收手段。
“弯是拐得有点急”
与2005年相比，2006年地根调控与银根调控仍然继续，但房地产调控又有了新的方向，那就是政策之剑越来越指向此领域之中的利益失衡。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
何谓房地产领域的利益失衡？那就是在中国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各方的利益所得与所失严重不公。大体而言，政府与开发商成了这一轮房地产高潮中的既得利益者，失地农民与购房的普通市民则成为被权力—资本联盟宰割的对象。这使得本来就贫穷的农民阶层更加贫穷，城市中并不富裕的市民的储蓄存款也被高涨的房价瞬间吞噬。房地产由此成为中国社会利益矛盾冲突的焦点。
2006年，政府各项政策中，也许最为可圈可点的就是终于开始考虑通过利益分配的调整来减少社会摩擦、实现社会和谐。尽管自出台之日就备受争议，2006年出台的国六条以及国十五条等房地产新政还是具有一定的“拨乱反正”的效果，由此带来中国房地产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单纯的房地产增长导向、效率导向转向其与民生导向、公平导向并重，二是从单纯强调住房市场化改革转向其与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并重；三是房地产调控的主体从市场转向了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是否听命成为中央政府调控能否成功的关键。截止到本文写作之日，建设部仍在苦口婆心地敦促地方政府必须在2006年12月20日前全面编制完成并公布住房建设规划，尚未建立廉租房制度的城市，必须在年底前建立并实施。
这一切无疑带有严厉的行政色彩，此举引发广泛的社会争议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反弹。对此，笔者愿意用一句话来评论：弯是拐得有点急，原因是弯拐得晚了，钟摆总是难免摆过头！
说到底，政府的出发点以及真正目的并不是总量性的宏观调控，而是纠偏，改变失衡。如果不死扣定义，从书本主义去苛求的话，政府的政策方向还是值得肯定的。
失衡背后还有失衡
2006年，改变利益不平衡的政策努力也表现在医疗改革、新农村建设等这样一些看似全然无关的领域。医疗牵涉千家万户，它和教育以及房地产一起构成总理最痛心的三大公共领域，原因就在于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没有房子住业已成为中国社会最不和谐的问题。在医疗改革上，政府一直在采取试点的办法，并且试图听取专家们对已有试点的意见。
然而，学者的观点往往大相径庭。2006年，北京大学的李玲教授与周其仁教授便在医疗改革的公共化方向与市场化方向上各持异见，而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中国医疗改革的报告以及新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关于宿迁医疗改革的调查也都见仁见智。很难猜测政府最终将如何改革，但笔者相信，真理其实是在中间。正如世界银行张春霖博士所指出的，在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等这些改革的领域，市场化改革与政府公共服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因此两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承的关系，只有市场与政府两只手都将资源加上去，资源供应与百姓需求的严重失衡局面才有可能根本完善。
“新农村运动”随着村村通公路这样的口号成为2006年的一个政策亮点，这同样体现为政府正希望用大力之手，改变城市发展快农村发展落后、工业发展快农业发展落后的严重的失衡局面，让工业去反哺农业，让城市去反哺农村，从而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达到均衡。当然，考虑到中国城乡差距已高达5—6倍，远远高出国际平均1.5倍以及发展中国家平均1.7倍的水平，新农村运动的力度也许还需要变得更大才对。
失衡的中国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远非一时的“宏观调控”以及一些头疼医头的经济政策就能奏效。以城乡差距而论，许多人的判断是，即便有了国家的反哺政策，未来失衡还将继续加剧。
不仅如此，许多失衡问题在付出艰辛的解决努力后，甚至会扯出来更深层次的失衡，因此更加无法通过“宏观调控”以及简单的经济政策来轻松缓解。例如，房地产调控本来试图改变此中利益分配的不平衡，让政府、开发商、失地农民、购房者等相关利益者都能获得较为公平的收益，不曾想却又扯出中央与地方的失衡问题来。地方政府认为，目前中央与地方在事权与财权上的划分严重不对称、不平衡，地方明显承担了更多的事权却只能占有较少的财权，因此向房地产伸手成为地方填补财政漏洞的不得已之举。因此，中央如果只是在房地产分配的利益上进行调整，而不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上实现平衡，不仅难于奏效，还有可能激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穷人与富人之间
此外，无论是在老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还是上不起学的问题上，表面上反映出来的是住房、教育以及医疗资源的不足，或者像某些人攻击的那样是市场化的错，其实深层次透视的是中国相当一段时期财富分配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也就是说，老百姓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不完全是搞了市场化，而是老百姓太穷了。
老百姓太穷，在中国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中，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些人富得太多了。事实上，笔者的研究发现，中国当前财富增长最快的三个群体是权力者及其亲属群体、权力法定的国有垄断部门的职员群体、与权力结盟的资本群体（如房地产商）。以权力为中心，基本上是离权力靠近的收入和财富越丰，而与权力关系遥远的人群则在收入分配上走向边缘化甚至成为被剥夺对象——这个时候，富者与穷者之间便形成最为危险的收入分配上的“零和效应”，一些人所得正是因为另一些人所失。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高辉清、陶长高、刘小钢执笔）计算了2004年在“新双轨制”下以公共权力为背景，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以及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垄断定价和无序转让中形成的巨大的租金额，总额高达4.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5倍（详见本刊2006年第11期“46000亿：新双轨制下的灰色收入”）。其中，地价差导致租金为5285亿元，垄断行业垄断租金合计为2125亿元，国有资产流失为715.49亿元，腐败租金为200亿元左右，因此可大致测算权力垄断与权力腐败的租金额加总为惊人的8325.49亿元，占到了2004年GDP的5.2%，相当于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55.1%。
很显然，如果没有新双轨制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那么中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为0.3797，大致还处于国际警戒线之内，但是腐败和管制迅速使得基尼系数恶化为0.4650。
这表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表面上在加快，但权力的干预与寻租的空间同样在加剧。这意味着，就连改革其实也是失衡的。大体说来是经济改革一马当先，而政府（政治）改革遥遥在后。而如今的局势表明，“市场化＋传统政治体制”的组合已经越来越不能让中国健康地往前走了，原来的改革战略需要大幅度进行调整。
好年头能否继续？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衡和难题，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的情况还是在朝着乐观与进步的方向走。正如一句民间流行语所讲的那样，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还不错。2006年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经济增长仍然雄视全球，外汇储备一举越过万亿大关，收入利益失衡开始加大努力扭转，因此总体上肯定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好年头。
展望2007年，中国既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外资继续看好中国、投资回报高潜力大、消费旺盛、物价趋稳等利好因素，也存在着美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可能下滑、就业压力增大、产能过剩、人民币升值等不利因素。因此，各项政策势必还将继续体现改变失衡的努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确定，明年的增长无需太高，关键是要好，即要“又好又快”。这意味着政府将继续像2006年那样，淡化地方大干快上的决心，并且继续挥舞宏观调控的旗帜来号令诸侯。当然，宏观调控本身需要“改善”，需要更多采用手段并且考虑效果，这意味着容易引发矛盾的行政调控、产业调控以及“微观调控”可能逐渐“退市”，更多让位于规范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除此之外，可以预料的是，政府还将在2007年出台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社保政策，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区域政策乃至出口和外汇政策。
说到底，中国经济好比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木桶，除非能够持续地补上短板，否则装水始终有限，各方利益难以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