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10余年，江西广丰便从一个国定贫困县跨越成为全国经济强县，这就是“广丰现象”。作为江西人，我很清楚广丰和温州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也因此意识到这是和“温州现象”不完全一样的现象。“广丰现象”堪称农业文化转变成为工商文化，从贫困山区快速崛起的宝贵经验，尤其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我曾经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才资本、社会资本的差异来解释各地经济增长的差异。温州自然条件缺乏，是一个明显缺乏“自然资本”的地方，同时温州也缺乏国家投资，即缺乏“物质资本”，这是温州先天的不足。但温州历史上就有着丰富的商业文化土壤，同时温州基督徒人数比重为全国之最，因此，温州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非常雄厚的。只是长期的制度压抑，使得温州大量的商业人才无法施展才华，人力资本被沉淀，良好的民间信任所蕴藏的“社会资本”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但时机一到，鹰鸡基因差别立判，温州一飞冲天，全国其他许多地方只能在地上仰望。
“广丰现象”也是如此。这个地区由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也不明显，但具有一定的工商文化基础，企业家人力资本在江西是特出的，社会资本也有一些，因此虽然没有成为全国“先富起来”的典范，但在江西仍然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其商业文化的基础使它更容易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演变，它更容易向样板地区及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学习，尤其是这个地方一部分商业意识先行觉醒的人外出打工后，其示范效应是明显的，其经验一传十、十传百，慢慢就上路了。
“广丰现象”启发我们，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的经济如何才能迎头赶上？第一是大局要稳定。只有大局稳定，经济才有发展的机会。同时，只要中国大局稳定，经济增长的潮汐迟早会漫延到全国所有的地区。二是要抓住最重点领域和重点地方去改革，循序渐进。如此，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最佳改革收益，特别是通过树立样板，让后进学习先进，是文化创新的诀窍，因为传统非工商文化的变革是缓慢的，而朝向工商文化最有效的方式是树立新的样板，产生“示范效应”。这样一来，再难的事也会变得容易，假以时日，落后的观念就会变成先进的观念，反工商的文化就会演变成促进工商的文化，落后的经济也就会变成先进的经济。
那么，同样落后的地方，为什么发展差异仍然巨大，而广丰能异军突起呢？这里面，第一，可能会涉及到地缘因素，如广丰可能更靠近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而贵州则更偏远。第二，可能涉及到江西改革开放的环境变化，据我所知，江西是在孟建柱、吴新熊这两位能人手里才发生巨变的，而广丰的腾飞便因此有了一个更加坚实、可靠的地区气候。第三，与当地领导执政有方有关。比如，广丰制定的打工者回家乡创业视同外资待遇就是很有新意、很对路的政策。所以，在我的解读中，“广丰现象”其实是“温州模式”与“苏州模式”的叠加，也就是说，既有市场的作用，也有政府的作用。市场与政府的手都比较硬，才造就了后来崛起的“广丰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