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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治中国经济失衡

  
  医治中国经济失衡的措施包括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扩大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加快服务业的开放和改革
  中国的经济失衡与长期实行“出口导向”的赶超战略和偏好引进外资的政策有关。
  全球经济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国际收支失衡。一方面,美国积累了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和净对外债务,另一方面,东亚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最近几年,随着石油价格的飚升,石油出口国的贸易顺差也不断扩大。1998年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为2141亿美元,到2005年已经增加到805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重几乎达到7%以上。不包括日本的亚洲地区1998年经常账户顺差为1139亿美元,到2004年已经增加到1929亿美元。整个东亚地区的外汇储备规模在2005年就已经超过了2500亿美元。
  在对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讨论中,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失衡是否可持续是一个关注的焦点。经济学家Obsfeld和Rogoff在2000年曾指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超过4.4%,则在中期是不可持续的。目前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和对外净债务不断增加,2006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将达到占GDP的7%,估计到2008年将达到8%,2008年对外净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达到50%。
  从中国的情况看,我们有信心看到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本轮经济周期中,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因为宏观经济也是基本稳定的。但是,中国的增长路径并不平坦,因为我们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内外部失衡。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
  中国经济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储蓄过高、消费不足和投资低效。外部失衡主要体现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巨额“双顺差”。
  经常项目顺差和内部失衡中的储蓄-消费缺口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由于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消费,必然会反映为贸易顺差。内外部失衡带来的问题是:消费不振导致国内需求难以启动,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过大;盲目追求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政策加剧了中国经济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也加剧了日益扩大的沿海和内地的收入不平等;双顺差带来贸易摩擦和汇率升值压力;目前的进出口格局带来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这种发展战略抑制了全社会工资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福利受损;对健康和教育等公共产品投资的不足可能使得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之所以会出现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是因为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都太高。
  家庭的储蓄高主要是因为预防性储蓄高,这部分储蓄是由于家庭对未来的收入和支出感到不确定而引起的。中国过去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已经解体,但新的体系尚未建立。缺乏有效的养老金和失业救济体制使得家庭被迫为退休和失业储蓄;居高不下的医疗和教育费用使得家庭被迫为看病和上学储蓄。
  企业储蓄既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沿用放权让利的思路,国有企业的赢利并不上缴国家,而是由企业留存。最近几年,一些拥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赢利增加,但这部分赢利主要转化为企业的投资。
  政府的税收不断增长,但公共支出却因为政府机构改革而减少,因此政府的储蓄也在增加。但是,遗憾的是,政府没有相应的增加对健康、教育、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产品的支出,政府部门的储蓄大部分转化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中国的内外部失衡也是与长期实行“出口导向”的赶超战略和偏好引进外资的政策有关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不断深入的加入全球经济,近年来,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程度。随着IT革命和基础设施如交通的改善,全球化趋势增强,在日益形成的国际生产网络中,通过跨国外包与供应链重组,各国的比较优势格局发生重组,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转向更高档次的产品或服务,劳动成本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外包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印度等国。
  所谓的“中国制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中国迅猛的出口和大量的资本流入是相互联系的。外资企业最初进入中国主要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于是在中国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大幅增加部分替代了中国的进口。
  中国经济应尽快谋求向平衡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过渡。由于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是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下长期执行一系列特定政策的结果,并由于国际生产网络调整的全球背景,校正以消费和储蓄、投资失衡为最主要特征的经济内部失衡、以双顺差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外部失衡,需要通过一个政策组合才能做到。我们提出的政策组合中主要包括:(1)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2)扩大对公共产品的投资;(3)加快服务业的开放和改革。
  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
  首先强调的是必须加快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从治理内外部失衡的目标来看,有管理的货币升值会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起缓冲作用。有管理的人民币升值既符合政府的长期目标即更少地依赖外部需求,更多地依赖国内需求,尤其是诸如服务业等非贸易品部门,也对解决当前的一个紧迫问题即贸易盈余起重要的调节作用。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单纯依靠汇率改革是解决不了中国的内外部失衡的。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对汇率变动并不敏感,如果依靠人民币升值纠正双顺差,恐怕人民币需要升值30%甚至50%,而这是中国经济所难以承受的。
  我们强调,汇率改革必须和其他政策配套。由于人民币升值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对收入分配带来不利的影响,升值措施应与上述减少储蓄增加国内需求的政策密切配合,以减少需要升值的幅度和升值对经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为减少人民币需要升值的幅度,需要取消或限制那些可能带来扭曲的政策,比如通过出口补贴刺激出口而非为国内经济生产。FDI带来的大量资本内流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国内金融体系落后。应切实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使中国国内的储蓄和资本实现更有效的配置,并提高国内储蓄的回报。鼓励外国投资者在本地融资(如鼓励成熟和成功的外国投资企业在本地的股票市场上出售股份)能够帮助解决资本相对“过剩”和先进技术以及有效的管理经验“短缺”的两难问题。另外,为预防性的流动储备划出足够多的份额后,应划出一部分外汇储备进行更积极的管理,以增加投资收益并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提供额外的来源。
  增加公共产品投资
  从调整内外部失衡的角度来说,增加国内的公共支出有助于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增加国内的公共支出会刺激内需,因此更多的产品会在国内市场销售,能够用于出口的产品就会减少。与此同时,增长的内需会导致更多的进口。由于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会相应缩小。
  从更长时期来看,增加公共支出有助于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比如通过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中西部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并使得更多的企业愿意到西部投资,这将有助于减少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更是有着巨大的收益:改善健康和教育服务直接有助于刺激私人消费,从长远来看既提高了人力资本,为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也能够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强大支撑。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否会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的扩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担忧是没有理由的。中从长期来看,只要GDP增长率高于利息率,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会导致债务负担的直线上升,而是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减少。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大约为9%,远远高于按照实际值计算的债务的平均成本(大约为2.5%)。按照动态的债务原理,中国可以在中期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且不必担心未来的债务负担。而且,既然财政支出能够在将来增加收益,那么按照所谓的公共财政的“黄金法则”(goldenrule),理应靠债务而非征税为财政项目融资。
  尽管如此,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担心:在政府机构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将导致更多的浪费和腐败,增加未来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性。这种担心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和过去依靠银行信贷隐形地为政府融资的方式相比,公共支出项目更富有透明性,其内容和执行程度更容易被监督和管理。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一方面扩大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增加对政府财政的监督。值得回味的是,从英国等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来看,民主社会的出现都是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紧密联系的。
  加快服务业的开放和改革
  由于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此当汇率被低估之后,过多的资源就会流入贸易品尤其是出口部门。相比之下,国内的服务业缺乏足够的发展空间。加之中国的利率水平很低,劳动力很廉价,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很低,各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导致土地的价格也可能很低,这些价格扭曲会刺激企业进行盲目的投资,出口部门的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畸形的。
  和制造业的繁荣相比,服务业一直处于滞后发展的状态。制造业的畸形发展造成了对资源和环境的浪费。盲目地追求重化工业导致中国经济的能源密度过高。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比OECD国家高50-100%,住宅供热和制冷能耗比相同气候的OECD国家高20-100%。2004年中国已经占到全球石油需求增量的1/3,金属需求增量的1/2左右。能源和资源的大量消耗还带来了环境污染。为了降低对能源的消耗,需要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工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提高服务业所占比重。
  发展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可持续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从未来的增长前景来看,中国是实现经济腾飞还是蜕化为廉价的世界加工基地,取决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能否不断升级。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从依靠廉价劳动力转变为依靠有着熟练技能的劳动力。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的发展对于提高其他部门劳动生产率,增进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作用。
  因此,服务业发展落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其他改革如人民币汇率调整也能够通过改变资源配置的相对收益刺激服务业的发展,但如果服务业的大门仍然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紧紧关闭,即使服务业的赢利机会增加,也不可能出现竞争和发展。本土资本和国外资本在推动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本土资本的贡献要大于外国资本,因为服务业更多地是面向国内市场、雇佣国内员工,其国际化程度相比来说是不如制造业的。当然,服务业改革要比制造业改革困难得多,主要是因为在服务业领域政府涉足过多,最后形成了一个个部门利益集团,改革势必影响到这些集团的既得利益。但是,如果不改革,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将日益增加,政府甚至将成为其“俘虏”。
  我们相信,通过上述政策组合,不仅有助于在短期内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而且能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齐俊妍、王世华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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