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年初，泰国已经感受到风雨到来前的不安。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高筑：如果泰国银行将所有的不良债权都注销，那么其资本充足率会由8.2%降至0.3%。新的财政部长上台，他发现泰国央行已经给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提供了高达80亿美元的贷款。事后发现，泰国央行为了保卫泰铢，曾经抛出了23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其外汇储备的总额不过是300亿美元。1997年7月1日，泰国的首相还发表讲话：“我永远不会让泰铢贬值。（泰铢贬值的话）我们都会变得一贫如洗。”但第二天，财政部长宣布，泰国将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泰铢随之狂跌。
泰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三个国家都实行了事实上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因此被投机者认为是最脆弱的环节。和泰国一样，马来西亚的出口出现了下滑，经常账户赤字扩大。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的出口增长率高达20%，但是从1985年之后出口开始下滑。马来西亚的出口占GDP的比例高达84%，当出口疲软之后，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影响，此外，在东亚地区，出口才能换会资本，所以出口下滑会导致资本来源枯竭。1996年经常账户逆差已经占到GDP的5.7%，但是到1997年有剧增到7%。马来西亚的银行业比泰国更糟糕。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占GDP的155%，这在亚洲也是最高的比例。1995年之后，贷款增长速度超过30%。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不同之处是没有积累过多的外债。马来西亚银行业的贷款扩张不是由于借外债，而是起源于央行的冲销政策。1992年马来西亚林吉特小幅度升值，随后，大量热钱流入。马来西亚央行通过发现央行票据冲销新增的外汇储备。随着冲销规模的扩大，由冲销带来的债务逐渐扩大，1994年已经占到GDP的50%。马来西亚并没有通过财政偿还这笔债务，而是通过货币化将之化解。马来西亚的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够获得贷款增长的来源，主要方式是通过将之持有的央行债权转化为准备金。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长也非常迅猛。1996年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占GDP的53%，这个数字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都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又主要集中在房地产。1996年底，对房地产的贷款占马来西亚金融体系贷款总额的45%。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后，金融体系的不良债权问题更加恶化。
面对经常账户逆差的扩大和信贷的急剧扩张，但是由于国内银行业不良债权的掣肘，马来西亚央行投鼠忌器，无法提高利率，因此林吉特只能大幅度贬值。马哈蒂尔在多个场合公开批评索罗斯，甚至说这是犹太人对穆斯林的威胁。这些言论更加引起市场的恐慌，并引起林吉特的进一步贬值。因为市场担心马来西亚会实施各种管制措施。事实上，为了拯救股市，马来西亚确实实施了禁止卖空的措施，但是当流动性急剧减少之后又不得不作罢。1997年9月，马来西亚曾经动用600亿林吉特购买遇到流动性危机的公司的股票。政府的养老金基金也入市干预，但是最终，马来西亚的股市市值在危机爆发之后的一年之内仍然蒸发了2/3。多少年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转瞬之间灰飞烟灭。1998年9月马哈蒂尔实施资本管制并逮捕了亲西方的财政部长Anwar Ibrahim。
印度尼西亚在危机中遭受的打击最大。但是在1997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韩国的情况并不相似。印度尼西亚已经保持了连续7年的强劲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也没有贸易逆差。石油价格较高的时候，印度尼西亚积累了较多的收入并减少了政府债务。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下跌之后，印度尼西亚卢比曾经数次大幅度贬值，随后又多次小幅度贬值。20世纪90年代资本流入，外汇储备增加，卢比反而面临升值压力。印度尼西亚最脆弱的地方是国内的金融体系。1993年财政部长Mar’ie Muhammad履新之后发现，印度尼西亚的七个国有银行中，有6家已经资不抵债。截至1996年4月，国有银行的坏债占印度尼西亚金融机构坏债的72%。随着对金融业管制的放松，国有银行难以再维持较大的存贷利差，因为对存款的竞争导致了存款利率的提高。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利率太高，其国内企业借了大约550亿美元的外债。但是，总体来说，印度尼西亚的贷款增长并不像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那样疯狂。从1991年起贷款的年增长率为20%，但是其年均名义GDP的增长率是17%，所以其贷款的增长仍然是比较健康的。
泰铢贬值之后，印度尼西亚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就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两周之后，卢比的波动区间从8%扩大到12%，利率从8%提高到30%。8月中旬，印度尼西亚宣布放弃爬行的钉住汇率制度，采取更为灵活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9月份，印度尼西亚宣布推迟370亿美元的公共基础实施建设项目，将外国人持股比例提高到49%，并降低了153类产品的关税。这些政策是如此激进，以至于索罗斯基金决定做多卢比！。10月份，印度尼西亚宣布将向IMF寻求帮助，接受IMF的贷款协议。
IMF的贷款协议中要求印度尼西亚实行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16家有问题的银行被迫关闭，其中就有苏哈托总统的子女办的银行。这些银行的倒台引发了整个银行体系信心的丧失，央行不得不紧急向有问题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恰在此时，苏哈托因病消失在公共场合，这更传递出来一个信号，即苏哈托政权已经失去了对全局的控制。出于恐慌，大量的资金流出印度尼西亚，尤其是华人资本争先恐后的逃跑，使得卢比一路狂泻。1998年1月印度尼西亚和IMF签署了一项新的贷款协议，这次IMF要求的改革已经不仅仅是宏观政策，他们要求印度尼西亚对国有垄断企业实行私有化，废除对消费者的价格补贴，并进一步开放进出口贸易。但是这些过于激进的改革引起了失业率上升和社会不满。在雅加达的大街上，华人成为绝望的失业者和暴徒的泄愤对象。结果有大约1200人丧生，150名妇女被强奸，40座购物中心和4000家商店被烧毁，数以千计的汽车和民房被纵火。印度尼西亚的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苏哈托的独裁统治。5月，苏哈托被迫下台。
菲律宾在1997年夏天也爆发了金融危机。1996年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势头仍然较为强劲，尽管1996年其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为4.3%，但这一比例从1993年起是逐渐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外工作的菲律宾工人汇回的侨汇补偿了贸易逆差。当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投资者也从菲律宾撤资，迫使菲律宾央行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保护菲律宾比索。菲律宾央行还提高了利率，但是这引起了对银行不良债权的关注。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菲律宾也借了很多美元。比索的急剧贬值使得借美元外债过多的企业面临破产的风险。菲律宾的股市也随之下跌了60%，但是总的说来，菲律宾受到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因为菲律宾银行已经在之前的10年内经历了3次金融危机，所以其贷款政策比较谨慎。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并不都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当着火的时候，哪怕飘过来的只是一点点火星，也会引起更大范围的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