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我们一行驱车从哈尔滨到兴凯湖。一路上稻田如毯，鲜花似带。低矮的山丘平缓而柔和，茂密的针叶林整整齐齐。满目都是深深浅浅的绿色。兴凯湖位于中俄交界，是东北最大的淡水湖。湖边有细细的沙滩，站在沙滩上眺望浩渺的湖水，就和在海边的感觉一样。但是突然从湖水中蹦出来一只小青蛙，才让人回过神来，这原来只是个巨大的池塘。夜宿湖边，吃着兴凯湖特产的大白鱼，喝着当地人自酿的小烧，自己都觉得豪情长了几分。
这一带都是农垦农场。我们绕着湖水，拜访了周围的几个农场。八五七农场、八五零农场、八五一一农场，叫起来都是部队的番号。农垦也确实是过去那个硝烟刚刚散去的年代的产物。说来北大荒最早的起源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但蔚为气候是在1958年。1958年党中央在成都会议上决定发展军垦，一是为了解决退伍军人的就业，二是为了发展农业。一声令下，大约有十万转业官兵开拔到北大荒。其中主要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铁道兵，但是也有从其他各地的各个部队以及军事院校过来的官兵。考虑到这些退伍兵大多数是“单干户”，随后又从山东动员过来大约6万名支边青年，其中很多是女青年。1968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50万城市知青从京、津、沪、浙和黑龙江省各城市来到北大荒。北大荒人是这些元素的合金。他们保持了军队的纪律，继承了齐鲁的朴实，也从知青那里体验到了思想的活跃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外边的世界喧哗而热闹，但农垦农场里面却安静和谐。农场生活区有一幢幢新修的房子，很多房子带着自家的车库。这里有宽阔的街道，但街道上少有汽车。广场上有一大群老老少少的人们跳交谊舞，孩子们穿着旱冰鞋在戏耍。农场里面也有公园，如果不是有荷花池和亭子，你会恍惚觉得到了莫斯科的街心花园。公园很空旷，但人很少，路灯也早早的关掉了，因为来这里散步的大多是老人，老人们到晚上七八点就一定回家休息了。最近几年，农场职工的收入有很大的提高，户均收入可以很轻易的达到五六万，如果粮食价格上涨，或是种植的面积多一些，年收入有十多万也是很平常的。令我想不到的是，这里种植的作物基本上是水稻，玉米也有，但是不多，像蔬菜、花卉、水果这些听起来效应会更好的作物。农场职工吃菜也和城里人一样要到市场上去买。这是因为粮食市场更加稳定，收入更有保障，而经济作物尽管利润高，但市场波动很大，是农民所难以承受的。
我也去过一些中国的农村，和这些农村相比，农场简直就是农村的天堂。且不说农村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农场，让农村的人口享受到农场里这样的城市化的文明生活，也是遥不可及的。农场之所以迥异于农村，是因为它的发展道路和农村截然不同。这里土地辽阔，一家农民可以种上百亩地，有的能承包两百多亩。土地广阔才能推广机械化作业，北大荒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其实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差距不大。正是依靠着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北大荒才能够成为中国粮食供给的支柱之一。各省粮食生产中，唯有黑龙江能够调出大米，据说黑龙江农垦农场的大米就能够养活京、津、沪三地的居民以及陆、海、空三军。除了自然条件的优势，独特的传统和体制可能也是农垦农场的优势。由于农垦传统上是军队编制，命令的贯彻下达可谓畅通无阻，这便利了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集中管理，如对播种、施肥、防病虫害等方面的统一指挥。农垦农场在管理上基本独立于地方，自成一体。这恰恰使得农垦农场可以免于受到地方基层政府不断膨胀、人浮于事的习气的影响。农垦农场的管理精干而高效。我们参观的八五七农场，职工人数有一万七，但是管理干部只有四十多人。
影响到中国农村发展的两难选择是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这两项基本国策之间的冲突。中国并不具备生产粮食的比较优势，小农生产规模又小，所以如果让农民生产粮食，收入是难以提高的，但是如果农民不生产粮食，粮食安全又似乎难以保障。其实，粮食安全就是粮食产量，而粮食产量是亩产量和耕地面积的乘积。假设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够像农垦农场这样规模化、机械化，则粮食产量就有了保障。而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的出路是让更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这部分转移到城市的农民收入会提高，而没有转移出去的农民也会从中获益，因为随着人口迁移到城市，农村的人口－土地比例就会得到改善，农业才能从小农生产模式转化为农场经营模式。
具有浓厚的计划体制色彩的农垦农场，为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改革的经验不一定非要靠出国考察、向国外学习。在本国的传统和实践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