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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银监会的酒杯,浇谁的块垒

  据说银监会已经放松了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股权限制,网上一片抨击之声,纷纷指责银监会卖国。我急忙到银监会的网站上查看个究竟。

  事情的起因是,3月27日银监会27日发布了《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所谓的银行控股股东,是指直接或间接拥有银行2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企业法人。银行控股股东可以控制银行的财务和经营决策,也有权任免银行董事会的成员。但是,这个文件中所说的银行控股股东,并非专指境外企业法人。对境内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如何取得银行的控股条件,文件中有较为详细的规定。文件中也谈到,境外金融机构取得境内中资银行的控制权的条件包括:符合住所地国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指标要求,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和技术、3年内没有违法违规行为,连续3年盈利等。

  之所以出台这样一个意见稿,实则因为行业的发展给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挑战。尽管政府规定了单一外资在中资银行的参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外资机构持有中国国内银行股权总额不得超过25%。但是这一限制并没有办法阻止外资获得对中资银行实质性的控股权。像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入股深发展,花旗入股广发行,都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控股地位。外资入主这两家银行,在当时并无实际可遵循的案例和规定,也给银监会的监管提出了难题。《征求意见稿》的发布,不过是在发现篱笆上出现了较大的缝隙之后,亡羊补牢的做法。按照这一文件,银行控股股东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防止关联机构之间的风险转移;被控股银行不得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机构发放贷款或提供其他授信;而控股股东也应在被控股银行年报中详细披露其组织架构、关联机构、公司治理、财务会计报告等事项。

  对这一文件的误解是,既然提到外资拥有25%以上的股权之后可以成为控股股东,这是否意味着对外资的股权限制已经要放开?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文件中找不到任何关于中国要放松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股权限制的说法。以后会放宽有关持股的限制吗?也有可能,因为去年年底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透露过,银监会正在调研是否需要调整外资对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上限的规定。从意见稿的措辞来看,似乎为以后放松持股比例埋下了伏笔,但至少至今为止,没有迹象表明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进行这一变革。

  网上的大部分评论其实都不是针对《征求意见稿》本身的内容,而是在激辩金融部门是否需要对外开放,外资控股中国的银行是否暗藏着搞乱中国的“惊天阴谋”。我们需要开放中国的金融部门吗?回顾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可能会对思考金融发展的战略有所启示。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诺迪克在一篇《中国的出口为何如此与众不同》中谈到,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制造业出口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和结构升级。中国的制造品出口种类之繁多,技术之复杂,已经远远超过了和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诺迪克特别谈到,中国制造业发展之所以成就不凡,是因为实施了对外开放和国内保护并重的政策,一方面,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逐步消除贸易壁垒,积极引进国外资本,另一方面,中国并不鼓励外资独资企业,而是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的让外资和内资企业融合起来。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服务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对外开放。制造业相对来说更容易模仿和学习。一个企业看到竞争对手的新产品,通过“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说白了就是拆开来重新组装,大体上就可以知道别人的产品是如何设计的。我遇到过浙江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初期,看到别人的工厂进口了一台设备,就想去参观,无奈人家门禁甚严,最后,他翻墙头到别人的工厂里面,扒着车间的窗户向里面看,就凭着看了那台设备是什么样子的,回去之后反复摸索,居然自己也研制出了同样的设备。但是,金融行业比制造行业复杂的多。我们不可能到花旗或是高盛的“车间”里面看一眼,回来就能复制出国际一流的金融机构。服务业的发展,更需要引进国外的企业,让中国的企业能够“从干中学”,在和外资企业的合作与竞争中脱颖而出。和银行业相比,中国的宾馆业对外开放要早的多,相信很多常到国外出差的人都会有感觉,中国的很多宾馆,从硬件和服务都已经不逊色于国外的宾馆。但是,如果我们当初没有引进香格里拉,可能现在中国人出差住的还只能是招待所。

  当然,在开放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的监管,也需要政府对国内的银行有更多的保护和扶植。管理层对此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中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占了大头,而银行业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又占了大头,对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始终保持着国资控股,对外资的进入控制得非常严格。我们也不否认,外资是逐利的,监管中有任何纰漏和疏忽都可能被外资趁虚而入。外资银行不是活雷锋,没有一个外资银行到中国的使命是帮助中国的金融业有更快的发展。政府需要因势利导,才能避害趋利。对外资进入中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必须在细节上精益求精,不停留于宏观的方向性指导,而是能深入到整个流程和业务体系,不止步于“准入”或“身份”的认证,而是能随着开放的深入不断的进行动态的调整。

  在过去2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保持了开放的心态。中国如饥似渴的学习域外的经验,无论这些经验是来自香港、台湾,还是美国、日本,甚至是韩国、新加坡,我们一概都能兼容并包。这种开放的气度才换得了今天的大国盛世。但是,越进入全球化的深水水域,越让怯懦的人意志动摇,也让无知的人无所适从。浮躁的社会风气,折射出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更多的不平等和不满足。缺少了希望和凝聚力,一个民族才会忽然变得狭隘和猜忌。严肃的讨论被情绪的宣泄代替,在很多所谓的争论之中,我们看到的是杯弓蛇影和指桑骂槐:借的是银监会的酒杯,浇的是谁的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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