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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发布幸福指数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发布幸福指数。专家提醒说,做这件事的真正价值,是在调查、分析、计算等等的过程中,弄清楚什么因素影响和怎样影响人们的幸福感,进而发现用什么应对之策更有效

  

  幸福、幸福感、幸福指数,最近成了各地政府“十二五”规划中的热词;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发布幸福指数。幸福指数渐有与GDP指标平起平坐之势。

  幸福是人们的主观感受,真能用统计数据来丈量吗?专家认为,可以通过调查、分析对幸福作出大致描述,也能计算幸福指数;但做这件事的真正价值,是在调查、分析、计算等等的过程中,弄清楚什么因素影响和怎样影响幸福感,进而发现用什么应对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增加民众的幸福感,怎样为社会和谐发展注入更多幸福因素。简单地发布幸福指数,肯定会引起争议和质疑,说“高了”或“低了”,争来争去其实意思不大;如果尽量去探寻幸福背后的东西,尽管一些结论也会惹出争议,但这是有意义的探讨。

  复旦大学的“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最近就照着“探寻幸福因素”的想法做了一项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负责这项研究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说,知道什么让人不幸福,政府就能做更多增加人幸福的事。

   “隧道效应”

  隧道堵车……这时,前面的车动了,你会开心,因为希望来了。但如果隧道里有两条车道,旁边道上的车往前开了,你这条道却不动,还能开心吗?答案:要看能不能变道。如果能变道,你会开心;如果划分车道的是禁止变道的实线,你就郁闷了。

  “这个‘隧道效应’,可以解释收入差距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陆铭教授说,那条“实线”好比把人们划分出了不同的身份。在同一条“车道”上,收入差距能让人对自己未来的更高收入产生预期,觉得有奔头;而如果人们在不同“车道”上,一线之差会让自感“弱势”的那部分人不开心。他们的调查发现,城市的外来移民与城市原居民相比,对收入差距更敏感。

  从经济学角度看,收入是幸福天平上的重要砝码。虽然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收入增长并不一定让人感觉更幸福,但收入公平、收入差距和“穷人致富的概率”,依然多多少少左右着幸福。

  对于收入差距和幸福的关系,一直充满争论,在国际上也是热门课题。各种研究得出的结论,常常背道而驰。陆铭认为,研究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地谈论收入差距,而应该先把收入差距区分出不同类型。他们发现,“与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会降低幸福感;而缩小这种类型的收入差距,就能给幸福加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样本数据,他们计算了同一城市里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与外来劳动者人均收入的比值,再结合“幸福感”调查情况分析,得出结论:如果两组人群的这个比值下降1,带来的“幸福感提升”相当于提高家庭人均收入53.2%,或相当于增加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

   “中国式幸福”

  除了收入,复旦大学也对影响中国人幸福感的其他因素作了调查。对比国际上一些调查结论,中国的情况有点特别。比如中国城市居民中,男性幸福感更低些;而世界各国较普遍的状况却是女性更不快乐。又比如,在中国,教育只是间接地通过收入体现出幸福感,而看不出教育之于幸福的其他影响机制。陆铭说,这反映了我们读书的“功利”色彩,教育未能让多数人体会到自我认同等精神层面的价值。

  调查发现,年龄对于幸福感的效应呈U型曲线,最低点在39.3岁。这比较容易理解,在这个年纪人们通常面对更大的工作压力和家庭负担,幸福感因此跌到谷底。而婚姻好比一场“赌博”:已婚者能享受家庭生活带来的快乐,但离婚会大幅度降低幸福感――如果离婚概率超过46.6%,还不如做单身汉来得幸福。

  在他们的研究结论中,特别强调:当我们对国内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越来越警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特别不利的,这就是上述的“与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关于收入预期,研究发现,预期5年后收入会大幅上升的人群,幸福感明显提高;预期5年后收入小幅上升者,幸福感虽也有所上升,但幅度只是前者的1/3;而那些预期5年后收入下降的人群,和预期收入不变的人群相比,幸福感直线下降――结论是:“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现有的研究已经肯定:GDP与幸福程度并不一定同步上升。幸福的“变量”及其“作用机制”都相当复杂,因而确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民幸福评判标准,是个充满挑战的课题。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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