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堵了，流行的政策是控制人口。好简单。其实，这种控制人口的政策不仅治不了堵，反而会给人心“添堵”，给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添堵”。不信，那我问三个问题。——
有没有一个理论，支持对于城市人口规模的人为控制？
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一个理论认为城市的人口规模是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施加控制的。谨慎起见，我将这个问题拿来问了其他研究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学者，答案都是一样——没有！
那么，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是怎样决定的？其实，你只要想想自己去某个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决策就行了。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特别是大城市？从好的方面来讲，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给人们带来更为丰富的消费品和服务的种类，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城市也能够借助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相互的学习效应，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优秀的人才之所以聚集在大城市，也是因为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有更强的相互学习的效应。事实上，根据经验研究的发现，与高技能相比，低技能劳动者在城市中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相互学习效应更强。当然，集聚也会带来一些问题，相对于中小城市来说，的确大城市通常更为拥挤，犯罪率也较高。于是，不同的人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居住地。通常来说，从事知识越是密集的职业的人，以及越是向往丰富生活的人，越愿意生活在大城市。但是，这样就得支付更高的房价，并且需面对拥挤等问题，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不同人的选择，就决定了城市的最优规模。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城市最优规模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值，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城市的最优规模也是增长的。
换个更为通俗的说法，城市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是调节城市人口规模的自然机制。之所以不能指望政府来代替市场来控制城市的规模，其实就是因为政府根本不可能知道怎样的规模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最合适的。在这一点，我必须坦白地说，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虽然流行，却不是基于正确的理论。唯一的解释就是，控制人口规模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原有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是因为人们总是认为外来人口进城就会分享原有居民的福利，特别是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领域内的既得利益！
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基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目的的人口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中国的现状有点特殊，在历史上，中国已经形成了地区之间公共服务提供的巨大差别。政府真正要控制的，只是那些仅仅为了获取更好的公共服务而进行的人口流动。即便如此，正确而有效的政策也不是直接去控制人口，因为政府几乎无法判断那些进城的人当中谁是为了就业，谁是为了公共服务。政府要做，就只能去做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适度均等化！在中国，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逐渐降低高校集中的大城市录取本地学生的比例。即使要给中国式的控制人口政策找一个理由，也只能是因为公共服务的地区间非均等化问题已经积累太久，如果要放开户籍，对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必然造成一时的压力太大。反过来说，渐进地放开户籍，一定是对城市人口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但必须明确，控制人口不是根本出路。
世界上有没有哪个城市只要“大学生”，不要“小学生”？
答案当然是“没有”！原因很简单，城市是服务业集中的地方，越大的城市，服务业比重越高，而大量的服务业岗位的从业人员并不需要很高的技能。一个城市如果离开了“小学生”，光有“大学生”，是无法运转的。在最近一些城市的控制人口的政策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潜藏着这样一层意思，他们不欢迎低技能者。极端的政策甚至要“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企业和小百货、小食品等各类场所实行强制退出机制。”
这样有差别地控制人口，结果会好吗？不会！对于那些在城市里谋生的人们来说，这无异于被端了饭碗。对于城市的原住民，或者被城市所欢迎的“人才”来说，如果缺少服务业相关从业人员，那么，生活成本将上升，生活质量将下降。表面上看起来，限制外来人口，似乎原住民的福利没有被更多的人分享。但其实，控制人口的政策会隐蔽而间接地使原住民受损，而这点却被人们所忽视。
更重要的是，如果给予户籍与否还是作为控制人口的政策手段，那么，户籍控制得越严，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间的社会分割就越严重。只要中国的城市无法将自身象一个独立的经济体那样把外来人口挡在外面，那么，即使存在人口控制的政策，还是会有人为了追求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而进入城市。而当他们事实上已经进入城市之后，却恰恰被户籍制度挡在正常的城市生活之外，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医疗和公租房）等方面面临歧视，这样的城市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也会为应对这样的社会矛盾而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与其将资源用来应对由户籍身份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源用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从而减少社会矛盾呢？这个政策思路的调整，其实就在一念之间。
当前，在一些大城市，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已经占有常住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有些南方城市这个比重甚至远远超过一半。新一代的城市新移民今天所处的生活状态可以概括为留也留不下，回也回不去。留不下，是因为没有户籍，从而不能充分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福利，生活成本太高，难在城市生根。回不去，是因为新一代的移民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务农经验。如果城市仍然在户籍制度的问题上采取以堵为主的政策，那么，即使可以缓解交通和居住的 “堵”，也势必为人心“添堵”，为城市和谐与经济发展“添堵”。当前，政策制定者还应该问一个问题：再过20多年，那时候中国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75%，甚至更高，那时，还可不可能再在城市人口中有户籍身份的歧视？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的话，那么，就应尽可能快地让更多人体面在地城市生活，并且让他们自愿地加入城市的养老体系，既对自己好，也能够缓解城市的社保压力。难道要把户籍改革的困难不断往后拖延，直到社会矛盾转化成为社会危机吗？
世界上的大城市人口规模仍在扩张，为什么中国不能？
当前，在主张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人们那里，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承载力”。而且，不断地有数据说，据测算，某某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极限是多少，而目前的人口早已经突破了极限。可是，换个思维方式，我们就不得不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承载力真的有这样的极限，那么，当极限被一次又一次地突破的时候，那些在极限之外的人们是怎么被承载的呢？
事实上，正如前面已经说到的，如果人口增加形成了对城市资源的竞争，那么，一定会带来城市资源的价格（比如地价、房价与水价）上升，而价格的上升自然会成为阻止人口进一步进入的屏障。在发达国家，为了实现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在城市里和谐共生，政府甚至会为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以防止城市的高额生活成本将其阻挡在城市之外。政府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低技能劳动者是消费型服务业的供给者，是城市生活所必须的；第二，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本来就应该成为政府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只要规模扩张的好处更大，那么，人口规模就会继续增长，直到规模扩张的正面效应消减到小于负面效应的时候。这个基本的原理决定了城市的最优规模，而当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特别是经济发展对于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城市的大型化就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一些大城市的规模仍然在不断扩大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城市都要成为大城市，更不是说城市规模应该无限地扩张。每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不同，功能定位不同，产业结构不同，其最优规模都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规划师和政策制定者并没有科学的标准事先判断一个城市的规模应该多大。对于城市最优规模而言，市场是最佳的发现机制。研究者已经用数据说明，由于存在着对于人口流动的管制，从现状来看，中国的城市规模普遍偏小，而大城市的数量不够多，规模也不够大。
在城市规模的问题上，难点在于，人们的直觉总是最先感受到城市扩张所带来的问题，但城市规模扩张对于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的正面作用却很容易被忽视。其实，简单地将城市病归结为人口规模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城市的扩张在多大程度上会让城市生病，关键还是看科技和管理。合理的人口扩张有利于转变城市的职能，通过服务业的发展降低单位GDP的污染排放。人口的合理扩张还有利于分摊地铁等公共交通的成本，以此缓解交通拥挤，减少生活排污。对此，看看香港就知道。香港面积不大，而在有限的面积里，政府也保留了大量的绿地和郊野公园，人们只是集中居住在香港那些岛屿的边缘地带。但是，通过道路的合理规划，通过地上和地下各类交通设施的完善，在这块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却没有严重的交通拥堵和污染问题。当人们普遍认为城市病是与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相伴生的问题时，香港的经验被严重地遗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