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从现实的矛盾问题看，还是从可操作的方面去分析，最关键的是解决政府转型问题，并且应当把它作为下一步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政府转型涉及的三个方面
从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要求来看，政府转型涉及三个方面：
第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过25年的改革，我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是，这个转变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例如，腐败问题。
第二，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这个概念，是去年中改院在SARS危机中提出的，逐步得到了经济学界及各方面的广泛认同。温总理在几次讲话中都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这表明政府转型问题已引起高层领导的充分重视。迟福林认为，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是政府转型最具迫切意义的一件事。
第三，由统治型向治理型的转变。这既涉及到经济改革，更涉及到政治改革。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不再是统治阶级的政府，而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政府。为此，传统的统治型的管理要改变，例如户籍管理，就不应当再是公安局的事，而是民政工作的一部分。建设新的治理型政府，需要进行政治、社会多方面的改革。
政府转型和改革全局的五大关系
研究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最重要的是对政府转型的问题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去年11月底中改院召开的“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政府转型对我国改革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观点。就是说，要从改革全局把握政府转型的作用。
1、政府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转型不仅是政府一般职能的转变，更实质的涉及到政党的转型问题。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借鉴北欧的经验和欧洲社会党成功转型的经验。借鉴北欧的经济社会模式，不仅在于它高福利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基本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在现代社会，政党就是能够争取多数的党，其社会党的转型对我们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政府转型能够解决经济改革当中的一些问题，但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是政党的转型问题。在一党执政的制度框架内，政府转型也就是执政党的转型。
2、政府转型与反腐败。目前，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具有普遍性的倾向。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部门利益下的腐败问题。这方面的腐败，具有机制性腐败的特点。这包括政府部门，也涉及相关行业，例如，医疗系统。我认为，当前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是推动政府转型。我在地方听到的类似事情很多，由司法腐败、人事制度腐败而引发的一系列的腐败问题已相当严重。推动政府转型可能会对解决腐败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
3、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问题。去年，中改院、体改研究会召开改革形势分析会，提出了社会全面失衡的问题，引起多方面重视。当前，一方面要看到社会结构的快速定型和比较稳定的社会格局，另一方面更要重视社会结构的定型状态中潜伏着社会危机，不能把社会危机的因素看得太淡。一个公共性突发事件很可能就会爆发为局部或全球性的社会危机。从实际情况看，社会的全面转型一定程度上是和政府转型连在一起的。如果政府转型搞不好，在目前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情况下，地区性的社会危机的爆发不是没有可能的。
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最根本的是要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矛盾问题，公平和效率的矛盾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矛盾问题，各种利益关系的问题，利益表达机制等问题。社会转型比经济转型更复杂，更应当重视政府转型对推动社会转型的主导作用。
4、要改革行政体制控制下的经济增长方式或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行政控制下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一定阶段很奏效，尤其对保持GDP的增长很有效果。东南亚金融危机刚过去几年，这次危机实质是发展模式的危机，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危机。这些年，由于单纯追求GDP政绩观趋势的扩张，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具体实践，突出的例子就是纷纷打出“经营城市”的牌，并以此大量圈地。SARS危机充分暴露出这个发展模式的严重问题，这是近些年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我们讲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改革观，就是要改变这个发展模式，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5、我国下一步改革更具现实性和操作性的应是以政府转型为重点。可以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的战略目标，与政府转型有着相当大的关联性。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多事情都解决不好。因此，应当把政府转型作为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从实践方面看，推动政府转型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