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约4年前，丁丁在财经杂志发了一篇文章，谈文凭的越贵越买的现象，提出了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可以出现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情况。这篇文章引来了薛兆丰的尖刻批评。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论，一时间热闹非凡。张五常、黄有光、熊秉元、王则柯等海内外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曾以不同方式介入了这个事件。这个争论具有多个方面的意义，对于年轻的中国经济学界而言，展现了很多样性的理论发展路径，因此，即使争论告一段落，还是需要清理战场的。应某刊物之约，我们三个人就此做一次对谈。
汪：卫东，可否请你先谈谈“多方面的”含义？因为教科书里面说的需求曲线，如我说过的，是马歇尔需求曲线，肯定是可以向上倾斜的，因为有收入效应。而学生们通常所说的“需求定理”，错误的名称之外，是希克斯需求曲线，即沿着一条无差异曲线变动所得的需求，实际生活里根本看不见这样的需求。后来，去年12月，五常在《经济解释》卷一和卷三里面干脆提出：需求曲线向下倾斜是一条“公理”，故而回避了我们争论的问题。以上已经勾勒出来几个可能的讨论方向了。请卫东谈吧。
罗：我所说的多方面的含义，一来是就争论蕴涵的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因素而言。若仅就学术方面来说，这个需求曲线的形状问题，太值得仔细讨论了。迄今为止的争论还仅仅是局限在纯粹经济学的领域，而依我看，它可以向社会学和行为学两个方面延伸。是一个真正的跨学科问题。丁丁能否回顾一下你当时提出需求曲线向上倾斜问题的背景。我发现你在这个问题上隐去了很多本该一开始就说清楚的东西。后来争论中的火药味由此不可避免。
汪：那个故事的背景还是不提的好，当时五常教授大举进入中国大陆，到处讲学，宣传“需求曲线必定向下倾斜”的看法，化“三招两式”为“一招一式”。我觉得非发难不可，才大致写了回应。但你提到的《财经》“边缘”评论，与五常完全无关。我把全部教育服务当作一类产品，讨论它的需求曲线，后来，为回应薛兆丰的文革式批评，我专门引述了贝克尔的婚姻模型，在数学上证明了文凭可能越贵越买的道理。后来，2002年底，五常教授访问浙大，我们长谈许久，我决定给他的《经济解释》写书评，于是，在《IT经理世界》上，连载十篇评论文章，才算是评完了。卫东，正因为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情况是真正跨学科的问题，五常教授才干脆用“公理”把这些“非经济学”情况排除了。我们应当如何评价这样的排除呢？
罗：我想，你心里其实是清楚的，只是没有在一开始就点明。我
在看你的几篇回应文章时，感到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捅破。我指的是你推导向上需求曲线的那些公式过于经济学化了。以至于腹背受敌。你讲的诱致需求向上倾斜的情况，背后的原因似乎不是经济内生的。
汪：借着今天再次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我觉得可以谈讨新的方向。我国市场对文凭的需求，在扩招之前，或者扩招本身说明了：教育部门在单位时段内能够提供的文凭数量，必定是有限的。于是文凭有些像香港的楼盘，有钱人都想买。但是，文凭不能转让，没有次级市场，故买到文凭的人，只能靠文凭的“升级”来保值。可是，提供更高等级的文凭，需要支付高得多的成本。中学比小学贵，大学比中学贵，博士生比大学生贵。文凭如果只能靠升级来保值，几乎必定会导致博士文凭“越贵越买”的局面，直到有一天，博士文凭发行量太大，以致贬值到无法支付文凭供给者的价格。好在没有比博士更高级的文凭，这个社会总有一天能见到“博士贬值”的均衡。再看看今天的eMBA，简直与博士文凭一样疯狂。市场在短期内需要这类文凭，以便老板能够识别合格的职业经理人。短期内需求大于供给，造成了eMBA价格奇高，短期内，肯定出现了类似“追涨杀跌”的局面。
叶：丁丁，我一直注意着你们的那场争论，但一直没有发表过意见。一则因为对方的语言实在太恶劣，我怕我会忍不住发火；二则因为我们是朋友，有些话反而不好说了。首先，我同意你们刚才的判断，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往往涉及传统经济学领域以外的人类行为（但也不能说全部，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领域内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实证），尤其是，我一直认为，要解释需求曲线，事实上要从边际效用曲线开始，主流经济学就是以边际效用递减来证明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那么，有没有边际效用递增的人类行为呢？这就回到前年我和丁丁在网上对广义效用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在涉及道德、信仰或者情感问题时，边际效用递增是有可能的，这样一来，这个讨论就把我们从纯粹的经济学讨论引向了跨学科的讨论了。
罗：是的，个人需求曲线从个人的边际效用曲线中推导出来。如果仅从个人来考察，我到很难理解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现象。就像文凭，同样一张博士文凭，它的边际效用是迅速递减的，怎么可能出现向上倾斜的个人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一定是市场的加总了的需求。文凭这个例子，过于极端，它所具有的特点，首先是制度化了的，其次是个人的边际效用迅速递减。再就是完全不可分。是否这三个特点决定了文凭的“市场”供求具有不同于一般的可分性物质产品的特点。
汪：卫东，那正是我建立的数学模型的思路，也是贝克尔婚姻模型的思路，是统计模型，不是个体行为模型。
罗：我也认为只能是统计现象。如果从门格尔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出发，实在难以理解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
汪：可是一旦我们承认市场加总的需求曲线（给定人群的总收入不变）可能向上倾斜，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群体行为可以影响个体行为，“追涨杀跌”。但为了严格证明，我们需要Wicksteed图形，即假设总供给不变时画出的供给与需求，我很早以前介绍过，后来，看见五常教授《经济解释》里使用了这一图形，但他或许根本记不得（虽然我肯定他早年读过那套书），早在马歇尔之前，剑桥教授Wicksteed就在《常识经济学》里发明了。在威氏图里，当需求曲线移动时，供给曲线便跟着移动，因为一部分原来打算出售产品的人，看到价格上升，就转变为收购者了。可是需求曲线为什么会移动？不是因为收入效应，而是因为市场把新的个体需求加总进来了。为什么会有新的个体需求呢？因为市场在扩展。注意，即便没有收入效应，市场也可以扩展，只要人们头脑里特定产品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意义的变动足以导致市场变化，这是今天的经济学必须注意的事实。
罗：丁丁，你终于开始点破这层纸了。我要说的和你一样，群体行动影响个体行动。这是需求曲线向上倾斜最站得住的一个理由。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那么确实，很多社会事实站在是涂尔干、凡伯伦而不是哈耶克一边。
汪：卫东，至少我了解的贝克尔，从来没有否定过社会因素对个体选择的巨大作用。
罗：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不应该忽视那位可爱的凡伯伦先生。那个“凡伯伦效应”，正是导致向上倾斜需求曲线的原因。
汪：是的，“炫耀性消费”，不了解钻石对女人的意义的经济学家，没有资格讨论钻石。诺思对我表达过几乎类似的看法，用我的曲解：不了解购物对女人的意义，就不了解购物。
请叶航继续讨论，宗教情感确实导致了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我写过几篇文章说明此情况。其中一篇是发表在《经济学家茶座》的吧？我之所以无法在诸如《经济研究》这样的刊物上论证宗教情感问题，是因为从经济学传统出发，我们不能把需要解释的现象的最主要部分归咎于看不见的因素，例如无差异曲线族的奇怪的形状。我们通常需要假设无差异曲线族保持着“规范”形状，然后，推出能够实证的行为命题来检验。这就是贝克尔的方法。
叶：关于宗教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我想今天还是先不谈它吧，今天我们就在主流经济学的范围内谈谈你那条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我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同意丁丁”，为什么保留？就在于我认为丁丁举的例子是有问题的，就是这个文凭的例子！
汪：愿闻其详。
叶：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必须假定其他任何条件不变，这是讨论双方必须坚持的一个底线，因为这确实也是主流经济学对这个定律的阐释前提，如果破坏了这个前提，双方就不是在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了。而在这点上，丁丁，你是有责任的。因为至今为止，你举的例子都没有严格遵守这个约定。尤其是这个文凭的例子！
我们来分析一下，小学、中学、大学的文凭应该视做不同的商品，你不应该用同一条需求曲线来归纳他它们。如果同是博士文凭，清华的、北大的、浙大的也应该视做不同的商品，它们也不应该体现为同一条需求曲线。好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可以视做同一商品的，比如清华的文凭，有这样的事实能说明你的结论吗？越贵需求越大？为了更简洁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假定，同样是清华的博士文凭，有什么人明明可以8000块钱拿到，而他非要出10000元呢？！做这样的假定是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把其他因素排除掉，因为如果出现需求曲线向上倾斜，那么事实上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偏好更贵的同一种商品。丁丁，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你要说明你的理论，就必须找到一个例子，同一种东西，他会偏好价格更昂贵的。
汪：回答叶航的批评：没有谁那么傻，非坚持你说的那种“贵买”的行为，包括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傻。我们讨论的行为，必定是比较复杂的行为，例如群体效应，或者炫耀消费，或者上瘾性消费等等。如果其他一切因素都不变，一个消费者，在享用了一段时间的音乐之后，由于累积效应，对音乐的偏好开始改变，结果，个体需求发生了改变，例如，他对于某一音乐家的需求曲线，从向下倾斜的，变为上瘾的，即向上倾斜的了。注意，叶航，我引用了芝加哥学派“兰开斯特－贝克尔”模型，即“消费者－生产者”选择模型。在那模型里，音乐服务被消费者“生产出来”，而生产函数里面，音乐欣赏的人力资本可以随听音乐的时间增加而增加，故而越听得多，越欣赏，从而该类音乐的边际产出率就越高，于是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的该类音乐服务生产的投入品就越多。 叶航，问题恰好就在应不应当把不同商品视为同类商品。我知道通常的批评，那些都是教科书看法，不足为凭。我们试想一下，难道我们不应当把世界简约到原子，甚至基本粒子的单位，才可能把全部不同质的物品刻划在同一个实数轴上吗？其实，我们对事物的划分是很任意的，我可以把一切杯子放在同一实数轴上描述，只要我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就足够了。那么，你为什么不允许我把一切文凭——作为“能力信号”，放在同一实数轴上呢？至少，Michael Spence 1973－1974的论文就可以拿来支持我的做法。
叶航，如我说过的，文凭无法转让，故而，防止文凭贬值的办法之一，是获得更高的文凭，换句话说，你获得了小学文凭之后，应当获得中学文凭，否则，小学文凭的价值将逐渐减少。如果你预见到这一后果，你会要求文凭现在就升级到中学。群体行为，通过个体预期反过来影响个体行为，这是我们现在需要探讨的吧？
叶：丁丁，关于“兰开斯特－贝克尔”模型我们暂时不谈，因为这事实上把我们引入了一个非主流的新语境。在主流的语境中，你的也是贝克尔的那个“音乐消费”的例子子仍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对音乐的消费导致了偏好曲线的右移，这在主流经济学的教材中说得很清楚了呀，这怎么会是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呢？你想想，一个人反复听一首曲子难道不会厌倦吗？当然这不排斥他明天或后天会花费很贵的价格买一张音乐会的门票。其实，贝克尔自己就很清楚，要解释这类问题就必须把偏好内生化并进一步讨论消费和偏好的互动关系。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拿变动的偏好来证明边际效用递增。
罗：丁丁说的，其实是一个刻划物品特性的尺度问题。如果不在一个尺度上讨论问题，是什么一致的意见也得不出的。丁丁把一切文凭作为刻画能力信号标在横轴上的做法，确实是过于一般化了。与普通学生理解的尺度不同。所以，尽管我们关于世界的分类是任意的，但若点明了其中的缘由，也许误解就少得多。这一点，我同意叶航的看法。
汪：我不能同意叶航对“兰开斯特－贝克尔”模型的曲解！在那个模型里，无差异曲线族完全没有变动，变动了的，只是家庭生产函数里的“人力资本”投入，因为欣赏音乐的人力资本存量随着音乐消费的时间增长而增长了。所以才有了音乐服务的家庭生产的效率的提高，和随之而来的对那位音乐家的唱片的市场需求的增长。或许，叶航，你可以把插入了“家庭生产函数”的消费者选择模型的市场需求看作是马歇尔讨论过的“诱致性需求”，它是派生的，不再原发性地依赖于无差异曲线族的形状。
接着讨论凡伯伦，其实，凡伯伦的炫耀消费也必须依赖于个体对群体的预期才发生作用。例如，某妇女预期她刚刚买的钻石会显得太廉价，从而回去退掉便宜的钻石，买更贵的钻石。这两类钻石，或许在男人看来效果简直一摸一样，于是，我们把这两类钻石放在同一实数轴上，但对那位贵妇人来说，仅仅因为价格不同，它们就应当放在两个不同的坐标系里讨论！！！于是，在研究者看来，例如凡伯伦，钻石的需求与钻石的价格正相关。可是在当事人自己眼里，这两类钻石不是同一类商品。
另一例：我在香港住的时候，港人见面，如果熟悉，就会问：“你这件‘苹果衫’是在哪家店买的？”在我们看来，苹果衫，就已经是苹果衫了，是同一类苹果衫。但在他们眼里，在太古广场买的苹果衫，价格比在九龙区的贵得多，于是就标志着“身份”的差异。这类行为可以与收入效应完全无关，只要有足够的虚荣心就够了。由此，个体需求，因为对他人的反应有了预期，便可以与价格正相关。
罗：丁丁的解释倒让我想起了Harvey Leibenstein1950年的一篇文章。这篇题为“赶潮流者、势利小人与消费者需求理论中的凡伯伦效应”的文章，试图将凡伯伦的消费者理论与新古典分析融合起来，研究了效用函数与需求曲线的相互依赖关系。我感到莱本斯坦的解决方法是有意义的。
汪：卫东，教育文凭，如果不允许我那样刻划，就很难研究了，所以，美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都允许我那样做。
叶：丁丁，我想我们首先还是应该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来讨论你的问题。这样，既使我们把文凭当作人力资本的信号来购买，仍然无法消除我刚刚说的疑虑，对同一个档次的信号来说，怎么可能越贵越买呢？恰如你说的，没有人是傻子，这正是你所举的例子的阿咯流斯之踵。在主流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下，需求曲线向上倾斜必然等价于越贵越买，你如果不能举出让人信服的例子，你就不能证明你的观点。这也是我说的“有保留”的同意你的意思。
汪：我还有一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杭州的龙井茶，行家明白，龙井乡里买出来的，一般人喝起来，与西湖龙井几乎没有差别。你怎么知道那是老龙井树底下生长的呢？无非是因为你坐在树底下，看着茶农给你采摘和炒制，然后包装，高价卖给你。于是你喝着就感觉效用很高？感觉放心？感觉什么呢？其实，在外国人看来，你根本就是感觉价格贵，所以好。
罗：但凡具有向上倾斜需求曲线的物品都是莱本斯坦所定义的“凡伯伦物品”，这种物品的共性就是其效用不仅来源于它的“直接”使用，而且还来源于对它支付的价格。也就是说，这种物品的总效用是物品自身的“物理”的效用和它的“社会效用”的综合体。如果仅分析物理的效用是难以解释需求曲线向上倾斜情况的。事实上，凡伯伦效用的大小与该物品的物理性能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这种效用的产生确实只能从社会心理角度来解释。除非像叶航那样严格地假定其他条件不变。
汪：所以，严格的经济分析，要求我们现象学地还原到那个行为者的主体性里面去，设身处地看待她眼睛里的商品，不要试图把商品随意分类，按照我们的意思，或者通常所说的意思排列出来。直面“现象”吧！叶航，那就讨论“西湖龙井”与“龙井龙井”的差别吧，主流经济学能接受吗？
叶：不能！对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来说，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掌握了区分“西湖龙井”和“龙井龙井”的信息，但当他愿意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的时候，他必然认为他买到了更物有所值的商品，那怕一个上当受骗的消费者，情况也是这样。在严格的主流经济学语境中，如果要找具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商品，它的效用是正比于它的价格的！如果找到了这种商品，丁丁的观点就能够无懈可击了。那么，我们能找到这种商品吗？
汪：叶航提出的解释，其实是“完备信息假设”，即任何一位茶客，都知道鉴别世界上全部茶叶的不同质量。可是，我所要求的经济行为的“现象学还原”，必须放弃这一假设，因为如果事前假定了“完备信息”，一切行为主体就都等价了，于是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还原到那个特定的行为主体的“主体性”当中去。事实上，经济学所说的“ceteris paribus”——“其他条件不变”，相当于用逻辑假设排除掉一切原本不可能包含在假设里面的内容。换句话说，我拿给你一张底片，凡底片里没有的东西，我都预先假设“不存在”，或“其他条件不变”——不在底片里的东西不算。其实，在运用经济学模型时，困难的恰恰是“一切都在变”。
罗：其实任意一种商品都可能成为叶航要找的那种商品，只要该物品的价格具有自身的效用就行。
汪：楼盘，在香港，预期楼价越高，预期的收入效应就越高，于是愿意支付的价格就越高。这例子我在以前的辩护文章里写过。
罗：莱本斯坦的那篇文章讲的正是叶航关心的情况。
汪：完全同意卫东的理解。这里必须假定收入不变，一个虚荣心强的人，比一个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的人，更可能到太古广场去买同一件苹果衫，尽管两人收入一样。
罗：莫泊桑的《项链》其实也在讲那种真实的价格效应。
汪：所以，让我概括一下：当经济学家打算否认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时，很可能，我们是把行为主体购买的“不同商品”当作，想当然地当作了同一商品，放在了实数轴上。结果，出现了看上去的“效用依赖于价格”的现象；或者，出现了“预期收入”效应。然后，我们说，那是“收入”或“预期收入”的作用，应当假设不存在。
叶：丁丁，你那个香港楼盘的例子怎么能让人信服呢？如果它可
以说明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我们还用这样争论吗？所有的股票交易都具有你所说的效应，那是预期在起作用！预期导致需求曲线移动，所以才会有追涨杀跌。你引入预期来证明你的理论，那就违背了讨论的前提。所以，我必须再次申明，必须在其他所有条件不变的假定下，给出需求与价格正相关的例子。否则你怎么能让人信服呢？还有卫东的例子，玛蒂尔德是在错误的信息下才为那条项链支付了如此昂贵的代价，如果她一开始就知道它是赝品，莫泊桑就无法写出这篇名作了。
所以，丁丁，还是我来为你找一个即能够说明你的理论，又能为主流经济学认可的例子吧！这是我从一个我的在意大利做丝绸生意的亲戚那儿亲自听来的——8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丝绸产品（不是丝绸胚布，而是丝绸服饰）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都非常热销，意大利上层社会，把其作为富有和身份的象征；但后来，随着中国乡镇企业的廉价产品充斥意大利市场，上层社会就失去了对中国丝绸织品的兴趣；而一般消费者也不喜欢纯丝织品，因为作为服饰，纯丝织品并不比纯棉甚至一些化纤产品更具消费效用；从而，商人们发现，价格低廉了，但需求反而缩小了！这个经验例证完全经得起主流经济学的检验，因为，意大利市场上的中国丝绸织品恰恰具有这样的特性：它的效用是正比于它的价格的！
汪：叶航，我发现你的例子很有力。
叶：但我原来一直不敢用这个例子，因为我发现这个例子还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如果确实存在着一种效用正比于价格的商品，或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商品，从经验角度判断，它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它是无法均衡的！换一个更可怕的说法，这种商品甚至具有毁灭性的作用！因为，生产者总可以以更高的价格来出售它！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种商品真的出现了，它将把所有资源都吸引过去！我想，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惧怕它，就是因为它会摧毁整个主流经济学的根基！而现实却是，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没有出现过这么可怕的情形。那么，是不是就反证了不应该有这种商品呢？但我们又怎样解释意大利市场上的中国丝绸产品呢？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长时间，但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它的答案。丁丁，你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答案的吗？就是在你自己构建的理论中！这是我在看了你对批驳你的论调的全部回应以后才发现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会从主基调上同意你的观点的理由！现在，让我们试图在丁丁自己所构建的理论
框架中来解决这个“难题”吧——
丁丁在回应对他责难的两篇最关键的文章中，通过详细的数学推导得出一条“奇特”的需求曲线：这条需求曲线在价格低位区向右上倾斜，经过一个拐点后在价格高位区恢复正常的负斜率；因此，在坐标中它是一条凸向右方的曲线。注意，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条曲线的拐点反过来凸向了左边，也就是，它在价格高位区具有正斜率，在价格低位区具有负斜率，表面上看也能支持丁丁“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观点，但实质上却永远不能得到经验的实证，这样丁丁的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其实，就象张无常最后告诉丁丁的那样，从理论上他同意丁丁的观点，但在实践中，我们永远找不到那条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因为，这条需求曲线在现实世界中永远不可能存在，如果存在这样一条需求曲线，就会出现我上面描述过的情形，它会无法均衡，它会把全世界的资源都吸纳过去！但如果如丁丁所描述的，它的拐点凸向右方，就不存在这个难题了！它就成了可以实证的了！因为在价格的高位区，它将恢复正常的负斜率，这样就不会出现我刚刚提到的情况！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实证，来证明丁丁构建的模型：中国丝绸织品在意大利的需求曲线正是处于丁丁的那条需求曲线的中段区，它包含一段具有负斜率正常需求（在价格的高位区）经拐点后包括一段具有正斜率的异常需求（在价格的低位区）；拐点的斜率为无穷大，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这一点位的价格，是所有对中国丝绸织品有炫耀偏好的消费者都能接受的价格，从而也是使消费者剩余达到最大和消费数量达到最大的价格；如果价格再望上涨，将依次把一些炫耀偏好较弱的消费者淘汰出局，使需求恢复正常状态；如果价格低于这点，将使一部分高端消费者退出市场，从而使需求曲线呈现向上倾斜的特殊状态。
汪：卫东，叶航的那个例子找得很不错，似乎可以说明问题。刚才我又想到一个例子，卖房子的人，常常要看买主的身份，假设两位买主，全都是现金交易，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但一位是大学教授，另一位是建筑工人。那么，卖主愿意卖给教授。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心里觉得舒服。我家邻居似乎与我的前房东关系不融洽，或者，根本没有关系，只是前房东不愿意把房子卖给她而已，所以，她知道我们住进来后，觉得很委屈，因为她原本是要买这套房子，打通后居住的。价格方面，她甚至愿意出得更高。这个例子或许不典型，但在生活中经常出现，读者应当可以接受。这类“舒服”或“不舒服”的交易，让经济学家引入了“快乐工资（hedonic wages）”之类的概念，解释“非价格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如果交易双方不快乐，如果其中的买方愿意出更高的价格去寻找更快乐的卖方。那么，我们观察市场价格的时候，就可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客户宁愿买更贵的物品而不买便宜的物品。假设我们完全不知道内情，那么，我们得到结论说：这类物品的需求曲线，居然是向上倾斜的！
我仍然坚持我前面的看法，上面的例子只说明我们是“旁观者”，我们还没有“现象学地”还原到当事人的主管感受里，故而，我们的判断，不论是向下倾斜还是向上倾斜，都是不贴切的。我们在北京请家庭保姆的体验是类似的，价格太高，自然少有人问津。但价格太低的呢？我们往往不敢聘用，因为怕有其他问题。我在纽约市场里买照相机的时候，对同一品种但要价太低的，掉头就走。在旁观者看来，我非买价格贵的。所以，凡包含了“快乐价格”或“非价格因素”的交易，都可能出现“看上去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价格是信号，当这一信号被用来作为判断商品的多重因素时，它就会失效，从而，很可以出现贵买贱卖的情况。这一情况，在劳动市场上，有Yellen and Akerlof的经典论文为证。我指的是他们的大作“wage as discipline”。
罗：是的，好的东西贵虽然不一定意味着贵的东西好。但是在缺乏更加可靠的商品甄别手段的情况下，消费者或许愿意秉持“贵则优”的决策标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或发生“越贵越优”的判断。这大概也算是导致需求曲线上斜的因素。
汪：让我再清理一遍：教科书经济学站得住脚，前提是价格必须单纯，价格不能再成为其他变量的函数。另一方面，希克斯需求的量必须仅仅依赖于价格，“其他条件不变”。在这套假设下，商品的质量必须是完全无差异的，否则，就会出现以价格信号判断价格以外的因素的行为。这样看来，教科书经济学其实是用“同类商品的无差异性”排除了我们所列举的种种导致“向上倾斜”的情况？
然后，让我们把自己设身处地变成购买者，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同类商品的完全同质性呢？如果没有“信息不对称”，那么，我们能够不费力地区分不同质的商品。所以，是“交易费用”导致了商品在消费者看来“有差别”？于是，为了节省交易的费用，我们宁可根据价格来判断质量？于是，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程度反映了交易费用的高低？所以，五常坚持“需求曲线向下倾斜”，是为了测度交易费用。所以，如果不打算违背教科书经济学，那么，我们必须引进“交易费用”，以便允许同类商品的“不同质性”？
罗：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自保护机制，或者是拉卡托斯所说的“保护带”？
汪：卫东，我不知道该如何评论。还是交给则柯教授吧。
叶：丁丁和卫东，我仍然无法同意你们拿“柠檬市场”来作为例证，因为你们引进了信息不对称。我们不能无视主流经济学对这些现象的分析，消费者在这种场合事实上是把价格当作产品质量的信号来看待的。这样，当他用较高的价格来购买某种商品时，事实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质量较好的商品来购买的。丁丁，就象你雇保姆，如果真正具有了保姆质量的完全信息，面对两个完全同质的保姆，你还会化高价去雇佣其中的一个吗？你那个卖房子的案例也不行，那是由两条不同的偏好曲线决定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
罗：其实，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情况，至少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吉芬商品，这是由于收入效应大于价格效应时发生的情况，黄有光对薛兆丰的批评基于这种情况；应该说这种情况已经被新古典经济学较好解释掉了，它只是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一种特例；
第二种情况，是预期价格上涨导致的需求曲线上升，其实也是一种虚假的需求曲线上斜现象。因为消费者或者要素的需求者不过是在进行跨时期的选择和替代，是提前实施的购买行为，旨在避免更大的涨价损失而接受的较小的涨价损失。这种情况显然不违背需求定理；
第三种情况则是凡伯伦效应导致的需求曲线上斜。这是以上三种情况中最为典型，也最难以被需求曲线下斜定理解释掉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的终极说明又是经济学所做不到的。
叶航提供了一个尝试，他打算把丁丁的需求曲线一般化，并且试图将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作为完整的先上升后下降的需求曲线的一个特例。这个工作如果完成，当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我担心不太容易做。
汪：而且，我那条曲线不能够作为一般的曲线运用，否则，需求曲线就不“规范”了，不规范怎么能够推出可验证命题呢？
叶：我想应该可以把你的模型一般化，虽然我还没有具体地想过怎么做，但大致的思路是先解出一个条件来，应该是那个拐点的解，比如我们假定它是V，然后，我们就有当价格P大于V时，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价格P小于V时，需求曲线向上倾斜；所以，向下或向上的需求曲线，其实都应该是这个模型的特例。
罗：我的基本观点，如果不考虑吉芬商品和预涨价商品，则需求曲线是否上斜依存于凡伯伦效应。如果凡伯伦效应大于个人对物品的纯边际效应，则需求曲线上斜，在没有任何凡伯伦效应的情况下，没有一条需求曲线会上斜，而商品是否有凡伯伦效应，似乎有其他的机制在起作用。如个人效用中的锁定——成瘾性、集体对个体的控制——时髦以及进化甄别机制——炫耀。
汪：叶航，仅当我们找得到检验数据时，我们才可以放弃“向下倾斜”的假设。例如，对文凭的例子，如果我可以观察到确定的数据对应着文凭价格的低位区，同时观察到了确定的情况对应着高价位的文凭。那么，我可以假设需求曲线有一个“拐点”。这类情况在劳动经济学里经常出现，所以，对劳动的供给曲线，通常是假设有一个“拐点”的，在拐点之前，劳动供给曲线向上倾斜，但在拐点之后，供给曲线向下倾斜，即工资越高，劳动供给的量越少。
叶：丁丁，如果你的观点是针对主流经济学的需求理论的，那你就不能违背它的基本假定来批判它，所以我不能同意你引入价格以外的任何东西来说明需求量的变化，因为那样你就违背了游戏规则。所以，我觉得要说明你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找到一种商品，它的效用，从而也就是它的需求是正比于它的价格的。我给出的例子就是这样的，其他要有例子，也只能是这样的，它必须符合我上面所说的条件：它的效用正比于它的价格！
汪：好吧，我接受叶航的批评，我们回去讨论叶航的丝绸例子。在那个例子里，首先，市场里有两类消费者，其一是把丝绸当作炫耀性消费品的人，其二是把丝绸当作正常消费品的人。当中国丝绸非常稀缺时，第一类消费者主导了意大利丝绸市场。当丝绸大批涌进市场时，第二类消费者主导了意大利市场。不论个体行为如何不同，从集结的市场需求看，确实出现了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我的解释正确吗？叶航？
叶：丁丁，我同意！
罗：经济学的逻辑似乎是，普天之下，任何商品的需求曲线必定下斜，如果说一种物品的需求曲线上斜，那么肯定是现实发生了错误，不是一种物品的需求曲线上斜，而是不同的物品居于不同的需求曲线的一定点上，这些点的连线是向上倾斜的。应该说，这是目前丁丁的批评者中普遍持有的论据。
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来界定一种商品是与另一种商品相同抑或不同。是运用经济学需求铁律这样的形而上标准，还是现象学的还原，或者其他别的什么方法。纯粹经济学似乎不必面对这样的难题，而现实的价格决定和政策涉及就必须建立在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之上。也许张五常是对的，如果现实中任何两种商品有差异，而人们发现和度量这种差异需要成本，那么，事实上，同一种商品需求曲线上斜现象不过是对正交易费用的反映。
汪：卫东，你终于回答我前面提及的“现象学还原”了！我打算面对的，其实不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而是它的“前现象学”状况。
我从当学生的时候，就对“商品的同质性”假设表示过根深蒂固的怀疑，尽管我的老师，来自哈佛大学，不允许我做那么深刻的怀疑。后来，每次遇到经济学教科书习题，我都发现“同质性假设”是经济学最根本的假设，而且，正是在这里，它站不住脚。下次对话我们可以再讨论“商品同质性假设”的现象学条件。
罗：当价格水平具有自身的效用时，需求曲线上斜。有这样一个例子，某海湾王族成员在瑞士度假期间，违章停车，被处以罚款。该罚款水平与一般瑞士人相同，都是20瑞士法郎。该王储大怒，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他签出了一张百万瑞士法郎的支票。这里价格水平具有了自身的效用。在20法郎倒100万法郎之间，有无数个点，越是接近100万的点，该王储越是倾向于支付。这是典型的上斜需求曲线。他用高价购买到了只是高价自身的效用？
叶：同意卫东的例子。这时，王储的效用是正比于他所支付的价格的。当然超过100万以上时，需求曲线将恢复正常状态。只是你这个例子太特殊了。所以不如我的例子。
罗：但是要比你的例子简单，而且可以用来回答张五常的质询。
叶：卫东，你这个例子太离奇了，哈哈，我都要怀疑你是不是故意杜撰出来的？有没有出处呀？会不会是手机短信上发过来的笑话啊？！
罗：这是在几年前的参考消息上等过的事情。一班人认为荒唐之至，但是仔细想来，再正常不过了。其实当出得起高价意味着身份时，谁都会这样做的。因此这也不是什么极端特殊的事例。拍卖所里的斗气不是经常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例子吗。当然最终是要停住的。加尔布雷斯不是说，按70年代初的价格水平，每一个美国人满足自己的营养需要每天只需要5美分就够了。但事实上每一个美国人必须化在食品上的开支是3个美元。在5分到三块之间的区域，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被价格自身效应填满的。
汪：麦当劳是当代美国人的“吉芬商品”，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疑问吧？
叶航，我还必须为你的例子提供微观基础：市场里的那部分炫耀
性消费者，其个体行为导致的需求曲线是带有你所说的那个“拐点”的。那部分正常消费者，其个体需求曲线没有那个拐点，故而是“向下倾斜”的。当炫耀性消费占主导时，意味着集结的市场需求曲线有一个拐点，对应于价格从低位向高位过渡的某一环节。当正常消费占主导时，市场集结的需求曲线，那个拐点被大量的正常消费者的正常需求曲线“掩盖”了，消失了。市场需求集结：在价格相当高，足以把大部分正常需求者排除在市场外面但刚好吸引了大批炫耀性需求者时，丝绸的销售量很大。当大批丝绸涌进市场，价格下降，从而把炫耀性消费者排除在市场之外时，丝绸销售量下降，从而与刚才那个观测点构成一条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当丝绸供给进一步增加时，价格进一步下降，这时，留在市场里的消费者大部分是正常消费者，故而，价格下降诱致较多的需求量。把这第三次观测与上面的两次观测连接起来，我们得到了一条随价格增加先向下倾斜，再向上倾斜，然后，如果价格非常高，那么需求曲线将再度向下倾斜。这里出现了两个拐点，因为必须有两次转折，构成“之”字形，市场才是稳定的。我总结完了。
叶：丁丁，完全同意你的总结。其实我刚刚就在想，这条需求曲线应该有两个拐点呢，这样我们可以非常完美地说明这类商品的市场特征了！
罗：丁丁，我的例子要说明的是个人的需求曲线上斜的情况，而叶航的则是说明了市场需求曲线上斜的情况。各有特色。顺便说一下，你的总结很好。
叶：卫东，刚才是和你开玩笑。其实我是同意你的例子的。但要注意，如果我们站在张五常的角度想一想，他会怎么回击？我想他一定会说，你例子中的主儿是个疯子，用主流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非理性主义者。好吧，我就等着他的这句话呢！我对五常批驳的批驳是——
经济学的理性是什么？不是效用最大化化吗？效用是什么？不是偏好的函数吗？偏好是什么？不就是我喜欢吗？王储喜欢一掷千金，这就是他的偏好，所以化100万比化20法郎更有效用，所以，王储是理性的！我一惯主张，你要批判一个理论，最好用这个理论的逻辑来批判它，这叫什么来着？对，“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哈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通过广义效用来批判新古典经济理性的道理。
罗：我理解，我们讨论最后达成的一致意见至少有一点是：如果不考虑商品的差异以及度量成本。也就是商品是同质的，而且信息是完备的，那么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只可能与纯价格效应有关。而纯价格效应不能通过经济学自身解释。如果说，故事中的王储是非理性主义者，那么，这样的非理性主义者并不少。问题在于，经济学在这个例子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要么承认有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非理性行为，要么承认这是理性行为，但是因不了解效用函数的特性而不能作出解释。
汪：我希望下次讨论更深入的问题，即如何定义商品的“质”。我相信，即便是五常教授，在他的《经济解释》里，也认为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罗：我还想就我自己的议论作一点总结。
1、凡伯伦效应是需求曲线上斜的根本原因。凡伯伦效应的集中表现则是价格自身的效用。
2、我们可以将物品的全部效应进行二分：直接使用的效用和支付的价格效用。当一个消费者从他人认为他应该对某一个商品支付的价格水平具有判断并有压力时，我们可以给这个商品确定一个“挥霍性价格”或者说“炫耀性价格”。
3、对一种物品的需求量可以表示为它的货币价格和它的炫耀性价格的函数。当炫耀性价格不变时，通过变动货币价格可以引出不同的消费者需求曲线。在具有完全信息的完全竞争市场上，当预期的炫耀性价格与实际的真实价格相等时，商品市场存在均衡。如果预期的炫耀性价格提高，对应于每一个货币价格需求曲线将要向右移动。于是，每一个移动都会有一个均衡位置，将这些均衡点连接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条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
4、总之，在存在凡伯伦效应的情况下，当这种效应大于价格对需求效应时，需求会随价格的下降而减少，随价格的上升而增加。
5、凡伯伦效应不是经济效应而是社会心理效应。
叶：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要说的基本都说了，只修改一个观点：前面我说过“有保留的同意丁丁”，因为我不同意他举的例子，如果丁丁同意放弃自己的例子而采取我提供的例子，那么我现在没有理由不“完全同意丁丁”。
（汪丁丁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教授，罗卫东、叶航系浙江大学教授）
附：
博士文凭与“需求曲线”
史晋川
眼见丁丁、叶航、卫东热热闹闹说事，不免心痒，想来凑个热闹。
丁丁最早是拿博士文凭说事，文凭应是说事的源头，感觉现在讨论又有点偏离源头，各自“源远流长”，又是“吉芬”又是“凡勃仑”，越流越长。我只是想回到“源头”论“源头”。
1、研究源头问题的基本前提：
A、 必须坚持局部均衡分析的“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即除该商品自身价格外，其他所有可能影响需求的因素均保持不变。
B、 所研究的需求对象（博士文凭）必须是同质商品，例如清华大学工学博士文凭，不能此时是清华文凭，彼时是浙大文凭，或此时是工学博士文凭，彼时是文学博士文凭。
C、 一般而言，任何一个想购买博士文凭的需求者，通常只想要一张“同质”博士文凭，第二张同质“博士文凭”的效用是零。
2、在上述前提下，有关个人需求特征的结论是：
A、 个人对博士文凭的需求，在图形（纵轴是价格，横轴是数量）中仅仅是一个点，对应横轴的数量恒为1，对应纵轴的高度代 表个人能够接受的最高价格（保留价格），即个人需求是在文凭价格小于或等于保留价格时从0到1的一条直线（Ed=0）。
B、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非典型性”的个人需求，在此不存在典型的个人需求曲线（向下倾斜）。
结论：博士文凭的个人需求属“非典”。
3、在“非典”个人需求存在时，如何加总市场需求，加总后的“市场需求曲线”形态又如何呢？
欲告结论：根据类似于“总量的正则化效应”的思路与方法，可以推导出，博士文凭的“市场需求曲线”有九种不同的形态，其中一种可以是如丁丁所说的向上倾斜的曲线。（证明过程明天详细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