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sten Persson教授是一位瑞典经济学家，他和Tabellini合著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 MIT Press, 2000)是目前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界一本颇为流行的书，其中有相当篇幅是对宪政经济学的介绍。他们的新作《宪法的经济效果》（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onstitutions, MIT Press 2003)今年8月即将出版，但手稿早在2002年底就已经开始流传，这本新书实际上是对已有的宪政经济学理论的经验验证。(http://www.iies.su.se/~perssont/homepage.htm).
对于近年来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界的繁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同公共选择理论出现时一样，不少人认为政治行为常常不是建立在人的理性行为基础上的，历史上种种政治事件，往往伴随着人的狂热与有限理性，充满了戏剧性与偶然性。因此，经济分析往往不是研究政治问题的有效手段。既然公共选择对政治进行经济分析是无效的，许多人认为，当代政治经济学将政策的决定机制内生到宏观经济、国际贸易和公共财政等原有的经济学框架下自然也会是徒劳的。
诚然，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研究中，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有着经济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使经济学不得不考虑经济政策本身的产生机制：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研究诸如提高所得税会对宏观经济和社会贫富差距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但同时，社会贫富差距程度的变化和宏观经济条件的变化又必然反作用到税收政策的决定上，使得产生这种政策的民意基础发生变化，最终改变政策，而政策的变化又会影响经济环境，如此互动不已。再比如，一国在哪些领域对外资开放往往取决于该国原有经济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然而一旦开放之后，外资的进入本身又会影响到该国整个利益集团势力格局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政策。这些问题，都是政策研究者不能不考虑的。同时，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经济学研究技巧的不断积累使得其越来越有可能分析以前不能分析的问题，从中找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经济学家运用博弈论分析的经验已经相当丰富；有限理性问题的研究也正在日益深入；狂热与攀比未尝不能分析：因为我们至少可以在效用中考虑外部性；偶然性和戏剧性已经在许多经济模型中体现，新经济地理中初始条件很相似的两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后会演变为发达的中心国家和贫穷的外围国家，正如我们近十多年来有人暴富有人赤贫一样，而这不过是“蝴蝶效应”的翻版而已。计量经济领域Heckman对样本选择误差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正在迅速发展的项目评估（Program Evaluation）计量经济学使得经济学家有可能在掌握了一定数量样本的条件下对不可试验的经济政策做假想试验，甚至经济试验本身也已经被日益使用。在众多武器的武装下，经济学家不仅敢于分析一国福利经济制度的兴衰，甚至敢分析民主革命以及上层精英的反扑了。
Persson与Tabellini从他们早期对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研究中感到，政治决策过程是可以使用经济学手段分析的，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将其著作称为Political Economics而不是常用的Political Economy，以与那些非经济学的著述相区别。但是他们对现有文献的一个批评与政治经济学的反对者是一样的：在现有文献中，政治经济学家往往是先假定各个主体的效用偏好，有时候对其偏好加以一定的技术上的限制（例如单峰single peak条件或者一次穿插single crossing条件等），然后直接考察他们之间博弈或互动后产生的经济政策，而无论这个国家本身的根本制度有何差别。但是，一个国家的宪政制度，有无宪政，游戏规则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影响政策产生的结果，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不考虑宪政差别，将政治博弈过程置于诸如一人一票决定所有政策的背景下，这好比原始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完全竞争而不考虑市场结构一样。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抱有热情，却也充满怀疑，对中国情况的经验验证得不到足够的反响（例如南开盛斌的研究），因为大家觉得中国的背景与西方政治经济学中假设的背景是截然不同的。
与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其他批评者不同的是，Persson与Tabellini提出，在研究产生什么样的政策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把宪政制度差别考虑进来呢？在Persson与Tabellini的考虑中，经济与政治是这样一种关系：人们通过市场互动产生经济结果，例如价格、收入、分工等，这些经济结果会决定人们分别喜欢什么样的政策，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人们再在宪政这个游戏规则下互动产生政策结果，而政策结果必然又通过市场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以及经济结果，这种经济结果再影响人们的政策偏好并通过宪政规则再影响政策结果，如此反复不已。Persson与Tabellini并没有打算在他们的论文中把这个系统进行完整的分析，他们侧重分析的是原有文献欠缺的一个环节：在不同的宪政制度下，给定偏好的人们之间互动会产生怎样不同的结果，怎样不同的经济政策呢？
实际上，政治学家对比较宪政的分析早有传统。但是比较宪政学中讨论的问题往往局限于不同宪政制度的政治后果，例如总统制下，中央权力可能出现分裂，即总统属于一个党派，而控制国会的多数党则是另一个党派；而议会制则不会出现这种行政与立法机构的分裂。再比如，比例选举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PR)下，一个国家的活跃的政党数目一般会多于多数选举制（majoritarian)的国家。但是，对于不同宪政制度下的国家其经济政策会有何不同，比较宪政学论之甚少。
建立在比较宪政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已有成果基础上，Persson与Tabellini力求回答不同的宪政制度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例如，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政府开支比例相差如此之大，瑞典在1990年代的政府开支占GDP的60%左右，而美国和日本只有35%左右；为什么不同国家的转移支付计划也如此不同，冰岛将17%的政府开支用于失业者而意大利只花了2%。其他方面，例如腐败程度，生产率水平，这些与宪政制度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为了使问题更加具体，Persson与Tabellini将对宪政的比较分析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当然这也是宪政制度最重要的两方面：一是政府形式，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二是选举制度，是比例选举制（PR）还是多数选举制（majoritarian). 政府形式决定了中央的决策权以及提案权等是如何划分的，也决定了是否存在信任投票制；而选举制度则涉及到选区划分的大小；选票设计结构：选票上要求是投票给竞选人还是投给竞选的政党；选票的数目与席位的数目之间的关系：比例选举制下，政党获得的席位与其获得的票数成比例；而多数选举制下，获得最多票的政党将获得该选区所有席位。一般认为，多数选举制使官员更具责任感（accountability), 比例选举制在选民代表性上则更胜一筹。
Persson与Tabellini发现，总统制下一般政府规模较小，而议会制更倾向于对特定集团进行转移支付，这两点都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但是，Persson与Tabellini也认为总统制下的寻租行为应该少一些，也就是其腐败程度应该低一些，不过这一点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同时，从理论上看，Persson与Tabellini认为，与多数选举制相比，比例选举制应该伴随着较大的政府规模或者是较高的税收，但相对较少的转移支付。至于寻租的程度，理论上则是不确定的。这些结论，也大多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说到数据，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些数据准确吗？象腐败程度这种东西，用数据能够衡量吗？社会科学中有很多东西，确实是难以定量的，但这不等于不可以定量。事实上，战后社会科学的重大发展之一，就是在数据方面积累了大量成果，例如世界银行的腐败指数（http://www.worldbank.org/wbi/governance/），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 http://www.transparency.de )，实际上都被许多研究人员广泛使用。Persson与Tabellini的著作中，不仅使用了大量易于定量的数据，例如政府开支大小等，也使用了许多不那么容易定量的数据，例如，腐败，民主程度，政府效率等。实际上，我个人从他们的著作中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了解到了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界实际上在定量分析方面也是积累了大量成果的，而这些对经济学者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
诚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该在中国的国情基础上发展，但是，宪政实践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看看其他不同国家走过的道路，比较不同国家制度的利弊得失，对我们应该是有好处的。正是因为这样，我向大家推荐Persson与Tabellini比较宪政的经济分析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