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华民族来讲，长城是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的话题，其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它有效的保护了长城内农耕文明的生产和生活，为5000年的华夏文明的延绵不止提供了条件，这一点我们可以和同样作为文明古国的印度作对比；另外一方面，在长城及其周边的展开贸易和战争实现了以草原部落为媒介的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同时，长城也是饱受非议的，从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到不少的学者把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衰落归根于长城和海禁等政策。那我们该如何看待长城？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去看待长城的修建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修建长城
经济分析方法是一种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即在既定的成本的条件下收益最大，或在既定的收益的条件下的成本最小。因此，要分析我们为什么要修建长城，我们应该从修建长城的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这个问题。
让我们假设没有修建长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农耕民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打到草原去，统治草原，一劳永逸的解决草原问题；二，在农耕区和游牧区的交界处布置大量军队，以防止草原部落的入侵。
对于第一种选择，我们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军队问题，包括训练军队和后勤补给等问题，即要占领草原所要花费的成本。因为要统治草原的话就要到草原去决战，而到地广人稀的草原和具有很强灵活性地马上草原民族进行决战，一支强大的军队（尤其是骑兵）以及充分且能长时间供给的后勤成为关键。草原部落一直在草原地区生存，其对草原的了解要高于我们农耕民族，而且其是高度的生产和军事合一的政治经济结构，人员和财富转向军事的成本是很低的。费正清是这样形容草原上的牧人和猎人的：“他们从小到大在马鞍上度过一生，平时用来照料畜群和捕猎上的精力，战争时可以立即用来摧毁敌人”。[1]而我们农耕民族把人员和财富从生产转向军事，成本要远大的多，因为我们农耕民族要训练军队，尤其是要把很少骑马的农夫转变为强大的骑兵，要经过很长时间，花费很大的成本，同时还要承担其不生产所放弃的农耕的收益，而且训练出来的骑兵，战斗力能不能比上“马背民族”的游牧部落的骑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草原部落的后勤方面的成本要远小于农耕民族，这得益于其生产和军事高度合一的结构，可以边放牧边打仗。而我们的军队如果要到草原决战的话，其后勤要把财富从统治核心区到运到草原区，运输成本加上风险，成本是非常高的。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的确有效的解除了匈奴对汉代的威胁，但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汉朝的经济实力，导致了汉朝的衰落。又如明成祖五出漠北，苦战多年，大大削弱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但明朝的人力和物力同样耗费巨大，把国家推入了内外俱疲的境地，综合国力大为削弱。可见在草原决战的成本。
对于统治草原，第二个问题是统治的成本收益问题。现在假设农耕民族占领了草原，统治的成本是统治草原后增加的成本，即统治草原后统治全国的成本减去没有统治草原时统治全国的成本。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控制草原部落不造反的成本，包括军事成本和给草原的代理人的报酬；另外一部分是草原进入农耕国家的版图后对统治农耕区的不利影响。在中国的历史上，统治农耕区的成本是很低的，静态的儒家文化适应了农耕文明的特点，有效的降低了对农耕地区的统治成本。而对于动态的游牧文明而言，通过静态的儒家文化去统治，统治的成本是很高的，这需要发展或学习与草原文明相适应的文化去统治草原，而这成本是很高的，同时，动态的游牧文明会不断的在意识形态上冲击儒家文化，从而增加统治农耕区的成本。统治的收益是则为来自草原税收和草原对农耕民族的不侵略上。草原部落的流动性和人少地广，土地贫瘠的特点决定收税的收益很小，因此，统治草原的收益主要集中在草原部落一劳永逸的对农耕民族的不侵略上。而通过在农耕区的边缘防守，同样可以部分的达到这个目标，而成本要低的多。强盛的汉唐不止一次的出击进攻草原，并把版图扩大到远离长城的地方，但这些主动进攻的主要目的在于消灭草原部落的有生力量，以达到解除（从实际效果看是暂时解除）草原的军事力量对农耕地区的威胁。但由于控制草原的高成本在清代之前，我们各个朝代（来自草原的元政权除外）都未能长时间的控制草原并在草原建立有效的统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防守来自草原地区之外的其他民族对草原地区的侵略。在农耕民族在占领了草原地区后，所面临的敌人将是来自于东欧和西伯利亚的其他民族，如何防止他们的进攻是我们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现在在人少地广的草原边缘防守其防守成本要远大于在农耕区的边缘防守。
因此，从统治者的收益最大化的角度看，在草原决战并占领草原是成本大于收益的决策。其最优选择是在农耕区和游牧区的边界进行防守以防止草原部落对农耕地区的侵略和掠夺。这样，就出现了不修建长城情况下的第二种选择，即在农耕区和游牧区的交界处布置大量军队，以防止草原部落的入侵就成为农耕民族的最优选择。而在此情况下，上面所述的草原部落的马上优势同样成为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如草原部落骑兵的灵活性优势，使得农耕民族面对的是“当胡人掠夺，不救，则边民有绝望而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2]，因此，为了防止草原部落的入侵，农耕民族将不得不布置异常庞大的军队在农耕区和游牧区的交界上。训练士兵的成本、士兵放弃生产的机会成本和后勤的成本都是对农耕民族来讲都是异常大的压力。
而在修建长城的情况下，对于草原部落而言，其在马上的灵活性的优势因为农耕民族的通过长城作为据点防守而丧失，此时，流动的战场将会变为固定的战线。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讲，因为不用训练那么多的军队（尤其是骑兵），在从农民向士兵转化过程中的训练成本得以降低，而又因为有固定的根据地，农耕民族通过军囤、移民戍边等方式，使得后勤的成本和防守的成本得以降低。因此，通过长城的修建，有效增加草原部落的人员和财富向军事转变的成本，同时又有效降低了农耕民族人员和财富向军事转变的成本。从历史看，即使在强汉盛唐，长城的修建也没有停止过，由此可见长城的防御作用。因此，对于农耕民族来讲，修建长城来防御草原部落的进攻是其理性的选择。
长城该修在哪里?
修建长城的必要性解决了以后，下面要解决的问题是长城该修在哪里呢？我们古老的祖先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答案。长城基本和“15英寸等雨线”相重合，而这又刚好是农耕区和不足于发展农业的草原地区的分界线。如《辽史·营卫志》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3]那经济学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就像生产者会把其产量扩大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一样，一个国家也会将其边界扩展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那一点。那样的话“15英寸等雨线”应该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点。
如果我们把长城向草原推进，即使修建在游牧区上，由于不适合农耕，屯田和移民戍边的可能性就变的比较小，这使得守卫长城的成本上升。而与此同时，向草原扩张的部分由于不适合于农耕，对于农耕民族来讲，增加的收入是很少的。因此长城向草原的推进会增加很多的成本而增加很少的收益。由此可见，农耕民族不会把长城修在草原上，除非向草原扩张部分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
如果我们把长城向农耕区内移，情况会怎么样？首先，从短时间看，对于防守的成本差距不大。而且，由于离统治核心区或经济核心区比较的近，军队及后勤的运送方面的成本会下降。同时，自然条件也优于农耕和游牧的交界处，戍边和军囤的成本较低。这一切都导致在后勤和守卫方面的成本的降低。但所有的这些是要放弃长城以外部分的税收等方面的收益为代价。中国的古代的通过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统治静态的农耕区的成本是很低，而农业的收益又很高。
从长期看，由于有大量的农地在长城之外而在人口增加的压力和没有税收的引力下，会有大量的农民到长城外耕种。如果这些财富和人员被草原部落掠夺或者被纳入草原部落的统治中，草原部落的财富、技术和军队人数等会增加，而这会有效的提升草原部落的军事实力，从而对农耕民族造成更大的冲击，迫使农耕民族增加防守的力量，从而抵消了离统治核心区较近而产生的在后勤及防守等方面降低的成本。如宋朝就因为辽（及后来的金）控制了长城以南部分农耕区而导致了防守的高成本，100多万的常备军耗费了历史上最富的朝代的近80％的财富[4]。因此，长城向农耕区收缩同样会造成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不一致，对于农耕民族来讲，最优的选择就是大致在“15英寸等雨线”上修建长城。
我们可以从气候变迁与长城边界的变动的关系上来论证这个问题。如明代长城较之以秦汉长城,其位置即有大幅度的整体南移退缩。中段地区最为明显,秦汉时期长城推进至河套以北,而明代则退落至鄂尔多斯南端,南移幅度达2-3个纬度。剔除明代和秦汉的国力军力的差异因素，我们可以从气候变化因素中找到答案。据计算,寒冷时期,草原南界要向南移200多千米。原先宜农的地区，会因气候的寒冷而致歉收、衰落，沦为新主人的牧场。北魏时期，鲜卑人虽然入主了中原，占有了新拓展的土地，但并未改变其原有的游牧生产方式。北魏孝文帝就曾在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河阳地区，置规模巨大的牧场，养马十万匹。这儿原本是农耕发达地区，而此时此地却宜牧而不宜农了。历史上气候冷暖的周期性波动，引起草原与农耕区的交替南推北进,这亦引起各代所修建的长城的南推北进。明代长城和秦汉长城的位置的差异，形象的说明了长城的边界是农耕区和不足于发展农业的草原地区的分界线。[5]
同时，我们也可以借鉴David Friedman在分析国家边界问题时所发展出来的方法去分析长城该修在那里这个问题。David Friedman认为：在两个国家都宣称对一块领土拥有主权的情况下，每一个国家会通过武力、威胁或购买的方式去得到这块领土。最终得到这块领土的将会被出价最高的人所控制。而一个国家对一块领土的出价的标准是统治者对这块领土的收益和成本的评价，即收益减去成本后的净收益。对于以游牧为生的部落来讲，其单位土地产量要远小于农耕民族。因此，对于游牧民族，除非其有入主中原的军事野心，否则，其对占领一块适农区的纯收益的评价要小于农耕民族对这块适农区的评价。而对于草原，由于其难防守和不适农耕造成的低统治纯收益，农耕民族对其的评价很低。因此，长城会向建立在农耕区和草原交界的边缘地区。
明修长城清修庙
当我们在考虑长城问题的时候，明清对修建长城态度的对比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明清如何处理和游牧民族的关系的对比上，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明修长城清修庙”。
意思是说明代化了很多的资源去修建长城，但没能挡住清的入关。而清代没有修建长城，而是在承德修建了外八庙，通过与游牧民族的安抚和结盟的政策，顺利的控制了草原地区。
清代如何能通过控制草原而不是通过修建长城的方式消除草原部落对农耕去的威胁？仔细考虑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1，清是从北方进入中原，其在入主中原之前就控制了草原上的蒙古各部，因此有统治草原的“know how”，对草原部落的弱点看的很清楚。如为了限制其灵活性，清代限定蒙古各部的活动范围。为了防止蒙古的联合，形成对农耕区的威胁，其对蒙古各部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方法，采用结盟的方法打击叛乱分子，同时很小心的不让一个蒙古的首领总揽大权；2，满洲人和蒙古人的关系是介于臣属和盟友之间，满清对中原的统治其实是满蒙联合统治；3，清代时火炮等热武器开始，而这使得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不复存在；4，影视剧中常出现康熙在对长城问题上的回答（不知历史的真伪，在这里也把它作为一种理由吧），大意是最坚固的长城存在于民心之中。
第一，第二种解释其实是属于满清的统治手腕问题，即盛洪所谓的明代用技术（长城）解决不了草原问题，而清代用制度（庙）比较成功的解决了草原问题。[6]但关键在于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或和占领农耕区北部例子，这些草原的民族应该同样有控制草原的“know how”，但这些除了元政权外，无一不在得到农耕区后，失去了对草原的控制，绝大部分被后起的草原部落所灭。如辽被曾经是其属国的金所灭，金则被兴起于草原的蒙古所灭。而在“五胡乱华”时期，统一华北地区的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同样通过修建长城的方式来对抗来自草原的柔然的入侵。而且，满清统治草原的不少政策如分而治之等其实明代也曾经用过。因此，光靠统治手腕不足于解释满清对草原的有效统治。
第四种理由也比较容易证伪。满清的统治整体上讲是比较的开明，但对于农耕区占主体的汉族来讲，它的统治毕竟是异族统治，尤其是在满清统治的早期更是如此。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较开明，老百姓较富裕的朝代，但宋一直忧于外犯，并最终被异族所灭。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热武器在满清控制草原成功中的作用呢？热武器在军事上的运用，使得从农民向士兵转化过程中的训练成本降低。以前，为了能和草原部落对抗，农耕区不得不训练大量军队（尤其是骑兵），且其军队战斗力在很多时候与草原的军队相比，处于绝对的下风。因此，农耕区的财富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的成本是异常的大。而热武器的出现使得农耕区的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游牧部落的骑兵的相对战斗力下降。农耕区的财富和技术优势开始转化为军事优势，进攻草原和控制草原的成本得到了下降。如康熙在镇压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时，清军就运用火炮等武器，最终击败噶尔丹。因此，草原部落对农耕区的威胁的解除是以热武器的出现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