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闻福州市政府明文规定禁售电动自行车，理由是“道路状况制约、交通安全隐患、废旧电池污染、参考北京等城市的做法”。看到这则消息，笔者首先想到的是前几年政府公开支持的“行业价格自律”。行业价格自律事后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愚蠢的。如果说政府支持行业价格自律只是对消费者不利，对厂家和政府都是有利的——厂家可以增加利润，政府可以增加税收；那么，福州市政府的行为似乎对哪一方都不利——消费者的选择受到限制、厂家破产或转产遭受损失、政府利税受到影响。福州市政府出如此下策，意欲何为？
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们，资源的稀缺意味着竞争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观察到的人的行为都是人们在给定的竞争准则下最大化自己利益的选择结果。竞争准则又依赖于一定的游戏规则。竞争永远都不可能被消除，改变的只是竞争的不同形式。要改变人们的竞争行为，必须首先改变游戏规则和竞争准则。
我们假定福州市政府做出禁售规定的初衷和目的真的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减少交通隐患、减少环境污染，而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力和寻租机会，那么我们来分析禁售电动车是否就达到了上述目的。
福州市政府列出的禁售电动车的这三个主要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都是为了全体市民的福利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你看，我的规定是为了缓解交通堵塞、消除安全隐患、减少环境污染，这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利吗？！然而，且慢，我们需要仔细分析。
我们先看福州市政府的第一个初衷——为了缓解交通堵塞。我们承认，交通堵塞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的。从经济学上讲，交通堵塞是人们竞争有限的道路资源的结果。在给定的（有限的）道路资源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交通堵塞的方法是规范交通规则和交通秩序，使选择不同交通工具（包括步行）出行的人各行其道、各守其规。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堵车所带来的时间浪费。交通规则是游戏规则的范畴，它的制定和执行都是政府部门的职责范围。政府只要制定并严格执行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本身自然会规定出竞争的准则，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们自然会按照竞争准则做出自己的选择行为，而人们的选择行为则不是政府的职责范畴。
我们已经说过，不改变资源的稀缺状况，竞争是无法消除的，改变的只是竞争的表现形式。政府希望通过取消一种交通方式来缓解人们对交通资源的竞争，实在是有点自欺欺人。电动自行车被禁止了，并不意味着原来骑电动车的人就不出行了，他们会转向其他的交通方式，比如乘坐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假如有一部分人转向了公共汽车，那么在公共汽车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选择乘坐公共汽车则增加了车厢内的拥挤程度，增加了乘客上下车的时间；如果维持车厢内的拥挤程度不变，那么就必须增开公共汽车，这样又造成了道路的拥挤。如果一部分原来骑电动车的人选择了自行车，而自行车跟电动车有同样的道路资源的占用效果，交通堵塞的状况还是缓解不了。
不同的交通工具目的都是一样的，但在手段上是互补的。互补是为了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政府完全不用为老百姓操心。人们选择乘坐私家车、公共汽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或是步行，都是根据自己的约束条件所做出的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说，所有人的理性选择肯定是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最大限度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结果。政府限制人们对交通方式的选择，不但不能减轻道路的拥挤，而且还会增加拥挤的程度。这不但与政府的减轻道路拥挤的初衷背道而驰，而且还降低了原来选择电动自行车的人的福利（因为舍了最优而取了次优）以及乘坐公共汽车的人的福利（因为车厢内更拥挤了）。政府需要知道的是，没有不合理的人的行为，只有不合理的游戏规则。所以，政府部门不是着眼于游戏规则本身，而是直接限制消费者的选择，实乃本末倒置之举。
再看第二个初衷——为了减少或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所谓交通安全隐患指的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福州市政府禁售电动车以此为由，其暗含的前提假设是电动车特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常识告诉我们，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不是交通工具本身的错，而是驾驶者或行人违反了交通规则造成的——比如逆行、抢道、超载、超速、闯红灯、横穿马路、疲劳驾驶、醉酒驾驶等等。减少违规行为不是靠取消某种交通工具所能奏效的。交通违规是人的行为，这种行为从根本上说是由游戏规则决定的（这里的游戏规则是交通规则）——如果交通规则本身不是最优的，遵守交通规则就可能是没有效率的。所以，政府如果为了社会的利益想减少交通安全隐患，还得从游戏规则入手。通过制定清楚有效的交通规则（包括相应的交通设施，比如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等的合理设置）、明确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划分、加大交通执法的力度、加大交通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让所有的出行者都有积极性遵守交通规则，并逐渐使人们树立遵守交通规则、维护交通秩序的习惯和意识，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交通安全隐患的措施。而通过取消某种交通工具来减少交通事故的作法，实在是不得要领。当然，我承认，如果取消所有的交通工具，让所有的人都只能步行，那么交通安全隐患肯定消失了，然而这样做显然不是社会最优的。按照福州市政府的逻辑，似乎某一天也可以这样规定：禁止用火，因为有火灾隐患。
关于第三个初衷——为了减少废旧电池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废旧电池的污染程度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经济学者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据专家（倪捷）介绍，“目前我国电动车绝大部分采用的是铅酸电池，小部分用的是锂电池。铅酸电池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通讯、汽车、计算机等方面，在数量上电动车只占2.8％，按容量计算只占0.6％。铅酸电池在我国已有符合环保要求的、较成熟的回收利用技术，上海、江苏等地都有专门的回收工厂，电动车行业已制定了回收废旧电池防止二次污染的行业公约。”（引自《中国企业报》，2003/06/30）
人的行为都是选择的结果。就算我们假定电动自行车的污染很严重，如果要取消这种交通工具的话，除非你证明所有其他的交通工具都没有污染，或者说其他的交通工具的污染轻得多。笔者不是技术专家，无法指出电动车废旧电池的污染与公共汽车或其他机动车的污染孰轻孰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废旧电池可以集中处理，而汽车的尾气和噪音污染则让人则防不胜防。
即便是政府想减轻废旧电池的污染，也完全没有必要取消电动车。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电动车的技术标准来降低废旧电池的污染，比如规定必须采用某种污染程度低的电池等，就像规定汽车的尾气排放标准一样。政府只要制定了游戏规则，理性的消费者自然会选择买还是不买，理性的厂家自然会选择投产还是退出。政府简单地规定禁售电动车让人感到有点“不择手段”。
此外，福州市的具体操作还严重干扰了市场秩序，与人民赋予它的“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责背道而驰。试想，政府利用“合法的暴力”手段，派出公安、工商、税务乃至110等联合执法，强令变更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拆毁、涂改商店门面，砸毁商店招牌，扣留电动车，严禁销售，甚至扬言要对销售人员进行治安拘留…，这的确是“开创了行政机关违法干预市场秩序的恶劣先例”（引自《中国企业报》2003/06/30）。而所有的这些“壮举”都毫无疑问与依法治国的精神背道而驰，更不用说符合“三个代表”的精神了。
福州市政府的举措严重扰乱了消费者和厂商的预期。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是根据“预期”决策的。福州市从禁售通告出台到工商税务执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如此短的时间内消费者和厂商根本无法反应。厂商的损失自不待言，消费者的损失也是潜在的，因为售后服务没有了。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电动车应该被取缔，而一辆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的寿命在4年左右，政府也应该在4年前出台这个通告，或者现在出台，4年后实施。让厂商有充分的时间退出这个行业，让消费者有充分的时间做出选择。这种对预期的干扰还有一个潜在的长期的后果，那就是恶化了当地的投资环境。因为对投资者来说，最看重的投资环境还不是税收的优惠，而是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因为政府政策法规的随意性会使得投资者无所适从，想投资却不敢投资。福州市政府的举措无疑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我们这里的政策是多变的（今天禁售电动车，明天取缔什么到时再说！）。这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我们这里的批评并没有针对任何个人，因为执法人员的行为也是由游戏规则决定的。政府官员面临的游戏规则是国家的法律制度。要改变执法人员的这些“粗暴”行为，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法律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经济史的研究证明，法律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存在许多问题，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部门所享有的几乎不受限制的立法权。有了这个权力，他们可以随意地制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而每一个规章制度都有法律效力。”在这些规章发布的第一条，政府部门往往打出“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规范市场秩序”或者是“为了规范某某行业的管理”等等。我们并非否定所有的规定，但客观的事实是“大多数规章制度除了增加该部门官员的权力和寻租的机会之外，可以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引自张维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在于制度变革》2000/03/28）。
福州市的“壮举”在欧美市场经济国家中是不可思议的，而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25年后的今天，更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的很多政府官员的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总认为自己可以替整个社会做决策，殊不知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分散化决策。老子曾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小鲜”者，小鱼也。烹小鱼不可多加翻动，否则将破碎不堪；治理一个大国也是如此，应尽量顺应自然，不要随意加以人为的干扰，以免引起动乱。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不但与亚当·斯密关于政府“守夜人”角色的思想如出一辙，而且与哈耶克“警惕理性为自然立法”的思想异曲同工。中国计划经济的思维根深蒂固，市场经济知识的普及还任重道远。这里，更需要学习的还不是普通的消费者和厂商，而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因为前者只是按照游戏规则行事，而后者往往要制定游戏规则。
